習近平以重拾毛的方式來為鄧糾偏，對鄧該否定的部分不否定，反而變本加厲，向毛急劇回歸圖片來源： Andy Wong/AP Photo/picture alliance（德國之聲中文網） 前段時間，中國官方最熱鬧的一件事就是高調紀念鄧小平誕辰120周年，民間也有些文章解題發揮，回憶，懷戀，希望回到過去稍寬鬆些的環境。但整體上，社會似乎是冷漠以對，無感，譏諷，同時，有些人則是熱衷關於習的種種傳聞；一種普遍的迷茫，無力，甚至是絕望的氛圍在彌漫，除了些指鹿為馬，厚顏無恥的御用「學者」文人依舊在那裡為領袖與中國的前景大唱贊歌，人們其實明白，中國已經陷入困境，而這首先是與最高領導人習近平的執政路線陷入困境有關的。
毛做錯了什麼，鄧做對了什麼
十多年前，經對習近平執政一年的觀察，筆者在一篇題為「危險的政左經右——談近來中共的執政取向「 （2013年9月）的評論文章中斷定，如果習想搞些「政左經右「（那時經濟上提出讓市場倒逼政府，國家退出不該佔有的領域，給民企更大自由，上海自貿區出台，政治上卻開始收緊言論，批憲政，推崇毛……），只能證明「他對現代文明的本質毫無體認，本質上是毛精神上的傳人；也就很難指望他主導的改革從根本上能很好地解決中國這個時代的課題」。稍後，又在幾篇文章裡對習近平的執政做出如下歸納：他試圖「以毛糾鄧，毛鄧兼用，毛鄧互補，打通毛鄧「，推行一種」新毛主義的執政路線「，最終成就自己的政治路線與歷史地位；但筆者當時也明確預言說，這注定會失敗。
新一代中共強人：習近平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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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道理也非常簡單：毛的政治是不給人們自由的政治；鄧的路線是給人們部分自由；毛的政治造成的災難肇因於此，鄧路線的成與敗也是由此而來——成，是因為人們獲取了部分自由，經濟得以發展，社會開始活躍； 敗，是因此種改革，人們缺乏公民的完整權利，權力得不到監督，法治不得彰顯，新聞沒有自由，腐敗必猖獗，發展定扭曲，從而吞噬發展的果實。如果要改變這種狀態，就需要跳出鄧的模式，用全面改革來糾正不完整改革帶來的問題，而不能用改革前的方式解決改革帶來的問題；用毛限制人們自由的方式來修補自由不完整帶來的問題，如此，最後只能是將即便是由這不完整自由帶來的某些成果也毀掉。
歷來，中共的領導人都有一種工具性利用前人思想與政治權威的習慣， 從毛到鄧再到習皆是如此。毛工具性地使用馬克思主義奪權，用一套從列寧、史達林那裡借來的現代術語、組織方式，以革命、階級鬥爭、歷史規律來修飾論證其本質是造反、打江山的事業；混雜著民族主義訴求，以洪秀全般扭曲俗用基督教的方式利用帶宗教色彩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摻拌中國民間宗教傳統，打造社會與政治動員的精神資源，一切以奪權，贏得權力為目的。只是獨掌大權後，那種現實工具主義相當大一部分逐漸被一種獨裁者常因權力不受限制所衍生的虛狂烏托邦想像所替代，對社會進行某種激進改造，絕對地限制人們的自由，造成天怒人怨，災禍連連。
鄧也是工具性地使用毛，但意識形態色彩相對淡化，事實上是虛置毛、背離毛，只是在維系黨與政權的權威，獨佔的合法性，威懾社會時才又用毛。「鄧小平做對了什麼？」（周其仁語），其實根本的答案是他不做什麼，讓社會休養生息，賦予人們以某種自由，從毛式的統領一切、干預一切的極權政治後撤，給社會讓出空間。江胡則是蕭規曹隨，跟著鄧的腳步發財致富，不折騰，該做的也不做，自己少麻煩，執政集團權貴分贓，皆大歡喜，普通人則跟著享受增長階段具有中國特色的「滴漏效應」，獲取某種好處。只是，這種「滴漏」因各種因素，特別是權貴的利益壟斷，結構固化，國進民退，經濟失衡，效益遞減，加之其他的內外經濟的與地緣政治因素，增長乏力，最終走到難以維系的地步。
而這說到底又與鄧做錯了什麼有根本的關係：他利用毛，否定毛不徹底，固執地保黨的政治獨佔，改革只具富國強兵的工具意義，不將構建一個現代文明為改革的根本目的，不肯賦予公民完整的權利，「六四」屠殺葬送中國和平漸進地邁向一個自由的法治國家，建設一個可以調整社會階層利益的民主體制的機緣，改革共識崩塌，腐敗泛濫，道德頹敗，利益分配失衡，民粹的氛圍累積，……便都為習近平式人物與政治的出現準備了制度、社會、心理上的條件。鄧路線的內在缺陷，鄧自己的政治選擇為否定他自己及其締造的事業培植了土壤，準備了條件。設想：中國的政治改革，法治建設，新聞自由如能有些進展，豈會有習近平的今日？
2023年3月10日習近平第3次宣誓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10年前成為中國最高領導人之後，習近平對內取消國家主席任期限制，對外推行強硬外交、宣傳東升西降，聯俄抗美。一起回顧習近平執政這10年為中國帶來何種轉變。
圖片來源： picture-alliance/AP/D. De La Rey2023年3月10日，中國第14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3次全體會議上，2952名與會代表投票表決，一致支持69歲的習近平續任國家主席及中國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宣佈當選之際，現場響起如雷掌聲。由此，習近平打破鄧小平之後中共領導人執政兩屆共10年的慣例，開始其第3個任期。
2013年，習近平在十八屆中央紀委二次全會提出要「堅定不移懲治腐敗、從嚴治黨」，並且喊出「老虎、蒼蠅一起打」的口號，隨後中共展開了一系列黨內整治運動。 2014年，前中共政法委書記周永康成為因腐敗被捕的最高級別官員，被開除黨籍、公職，判處無期徒刑，打破了自鄧小平時代以來「刑不上常委」的潛規則。中國官方透露，從2012年12月到2021年5月，中國紀檢監察機關共立案審查省部級以上領導幹部392人、廳局級幹部2.2萬人、縣處級幹部17萬餘人、鄉科級幹部61.6萬人；查處人數共計408萬9000人。反腐運動除了打擊腐敗官員之外，也是習近平鏟除政治異己的手段。
2017年10月的中共19大上，「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被寫入黨章。普遍認為，習近平在此時鞏固了在黨內的核心領導地位。隔年2018年第十三屆人大一次會議正式批准修憲案，取消了鄧小平時期定下的國家主席任期限制，為習近平在二十大後繼續連任鋪平了道路。 2021年公佈的《中共第三份歷史決議》再度加深了對於習近平的個人崇拜，《決議》寫道：「黨確立習近平同志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地位，確立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指導地位」。
習近平在2012年出任最高領導人時曾宣佈，消除貧困是他的首要施政目標。 2021年2月，他在全國脫貧攻堅總結表彰大會上宣告，「經過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共同努力，脫貧攻堅戰取得了全面勝利，現行標準下9899萬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然而，世界銀行對於「極度貧困」的標準是每人每天生活支出低於1.9美元，中國的標準略低於世界銀行，約為每天1.7美元。經濟學家胡星斗曾表示，如果按照聯合國或世界銀行標準來衡量，中國還有好幾億貧困人口。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曾在2020年表示，僅管中國人均年收入是3萬元人民幣，「但是有6億人每個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在一個中等城市可能租房都困難。」
儘管宣佈脫貧成功，中國貧富差距的鴻溝卻越來越大。為了調節此現象，2021年8月習近平在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上提出「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徵。該次會議強調要合理調節過高收入，鼓勵高收入人群和企業更多回報社會。會議中也提到「三次分配」的規劃，即在道德力量的作用下，鼓勵富人捐贈，讓資金流向相對貧困人群而實現社會收入轉移。此後，多傢俬企成為中國政府打擊的目標，私企大佬如阿里巴巴創辦人馬雲、京東創辦人劉強東等人紛紛宣佈退居幕後，避免惹禍上身。
近幾年，中國政府開始採取對資本敵視和打壓。在習近平「房住不炒」的口號下，北京開始採取實質性措施抑制房地產市場的畸形擴張。 2021年推出對房地產企業實施限制融資的「三條紅線」，要求房企壓縮負債，這導致以恆大為代表的一批地產開發商陷入巨大的債務危機，也使以往熱絡的房地產投資市場明顯降溫。 2021年7月，中國政府推出「雙減」政策整頓教培行業：嚴禁教培機構資本化運作，規定現有學科類培訓機構統一登記為非營利性機構，被視為宣告教培行業的「死刑」。教培領軍企業新東方和好未來的股價，分別暴跌超過80%和90%。
2019年末，新冠疫情首先在武漢悄悄擴散，當局在疫情初期試圖隱瞞消息。武漢市中心醫院醫生李文亮曾在私人微信透露可能是SARS病毒，並且質疑當局「沒有人傳人」的說法。他隨後遭到上級約談、被央視新聞報導成「傳播謠言」，卻在一個月後死於新冠肺炎。如今，在全球疫情肆虐兩年多後，大部分國家逐漸恢復正常生活，但習近平仍強調，中國防疫將繼續堅持「動態清零」。中國一再出現大中城市全城被「靜態管理」，動輒數千萬居民處在被封鎖的狀態，經濟發展也嚴重受到防疫政策影響，2022年第二季度GDP同比增長僅0.4%，創下兩年來的新低。
2016年，香港銅鑼灣書店5名書店股東及員工突然失蹤，其中書店經營者李波事後證明在香港被抓，引起輿論對於「內地執法人員跨境抓人」的不滿。三年後，香港2019年爆發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運動，民眾發起的示威遊行遭到香港政府鎮壓。一年之後，中國人大2020年表決通過了《香港國安法》，批評政府的人士將有可能被冠上「顛覆國家政權」的罪名，多間香港新聞媒體遭到警方調查或主動宣佈停止運作。習近平今年會晤新任香港特首李家超時表示，今年適逢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 「儘管經歷了許多風雨挑戰，但『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取得了舉世公認的成功。」事實上，在批評者眼中，「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等自治方針如今只剩下口號。
中國政府長期以來稱，須以嚴厲手段打擊新疆的「分離主義、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勢力」。習近平2014年訪問新疆就曾說過：「對暴力恐怖活動，必須保持嚴打高壓態勢，先發制敵，露頭就打。」自2017年起，新疆大規模設立「再教育營」，拘押維吾爾族等少數民族。德國獨立學者鄭國恩（Andrian Zenz）的研究首先披露了這一現象，後來國際媒體的報導逐漸揭示有關營內強制勞動、虐待、洗腦等侵犯人權的做法。中國至今仍否認新疆再教育營存在，稱這些機構為杜絕極端主義、為維吾爾人提供就業技能的職業技能教育培訓中心。 2022年8月，聯合國人權高專辦公室發布了報告，稱中國在新疆對維吾爾人及其他少數民族實施酷刑的指控是可信的，並提到中國可能犯下反人類罪。
中國政府於2013年開始倡議並主導被稱為「一帶一路」的跨國經濟帶，其範圍涵蓋了歷史上的陸上和海上絲綢之路。這也是習近平所提出的「大國外交」的一部分 ── 將自身明確定位為世界上具有影響力的大國，與開發中國家發展經濟合作夥伴關係。中國政府稱一帶一路倡議「旨在加強區域互聯互通，擁抱更美好的未來」，至2021年為止，已對163個國家總計投資8430億美元。但近年來此倡議卻遭到不少批評，一些西方國家稱之為「債務陷阱外交」，例如斯里蘭卡和蒙特內哥羅便因為積欠中國高額貸款，而陷入債務危機。中國政府慷慨援助外國、免去窮國債務，則被一些人戲稱為「大撒幣」。此外，輸出中國工人到海外大量興建基礎建設，也引起生態和人權等相關爭議。
2018年，時任美国总统川普宣佈對中國進口商品徵收大規模關稅，其理由是中國竊取美國智慧財產權。接下來幾個月，美國和中國互相對從對方國家進口的商品徵收高額關稅，中美貿易戰開打。習近平當時曾稱，中國希望與美國達成貿易協定，但中國不怕打貿易戰，如有必要中國會「反擊」。 2020年1月，中美代表在華盛頓簽署第一階段經貿協議，中國除了承諾將在未來兩年擴大進口美國商品外，也承諾將進行一系列實質性改革。美國方面則除了少部份關稅有所降低，大部份維持不變。拜登上任後繼續延長對華加徵關稅。今年8月，拜登簽署《晶片法案》策進美國半導體產業發展。9月，美國政府宣佈禁止晶片公司英偉達和AMD出口高階AI晶片至中國。美國商務部表示正在審查其他有關中國的政策和做法，「防止先進技術落入壞人之手」。
習近平多次公開表示：堅決反對「台獨」分裂和外部勢力干涉，絕不為任何形式的「台獨」勢力留下任何空間。 2019年，習近平在《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周年紀念會上表示「中國人不打中國人」，願意以最大誠意、盡最大努力爭取和平統一的前景，但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保留採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選項。 2022年8月，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訪台後，中國解放軍在包圍台灣的六個海域空域展開軍事演訓行動，並組織實彈射擊。解放軍還宣佈，往後將常態組織台海方向戰備警巡。
2019年，中俄關係提升為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自烏俄戰爭以來，中國至今一直拒絕譴責俄羅斯，而直指美國和北約挑起衝突。如今各國對俄羅斯實施抵制，中國反而漁翁得利，從俄羅斯購買了大量低價石油。在今年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幾周前，習近平在北京接待了普丁，期間雙方發表了一份聯合聲明，反對北約東擴，還稱「兩國友誼沒有界限，沒有合作的『禁區』。9月14日至16日，習近平在新冠疫情之後首度邁出國門，飛往中亞出席上合組織峰會，當然也和普丁會了面。
中國和印度相互接壤，自1962年印中邊界戰爭以來，印度便對中國長期有著不信任感。但在習近平掌權之後，中印將 2014年定為「中印友好交流年」併發表《關於構建更加緊密的發展夥伴關係的聯合聲明》，接下來連續數年，習近平每年都和印度總理莫迪進行至少一次會面。 不過，2020年中印兩國部隊數度在兩國邊界附近的加勒萬河谷發生衝突，造成雙方人員傷亡，後續在兩國官員進行數輪會談之後，事件才逐漸平息。期間，印度政府宣佈禁止民眾使用中國手机應用程式、印度全國貿易商總會呼籲全國抵制中國貨。近兩年，中印雙方關係仍因邊界糾紛而處於谷底。儘管習近平和莫迪皆出席了本月的上合組織峰會，但雙方並未如外界預期一般在峰會期間進行會晤。
梅克爾任德國總理期間，德中經濟交流大幅增加。 2021年梅克爾卸任德國總理前，中國官媒称梅克爾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與此同時，中國同其他歐洲國家互動也非常熱絡：在「一帶一路」倡議下，中歐之間大幅提升鐵路貨運量；中國企業在歐盟國家投資基礎建設工程、收購經營不善的公司。此種友好局面近年逐漸產生變化，2019年歐盟宣佈將中國稱為「制度性競爭對手」。 2020年，中歐完成投資協定談判，但由於中國的人權爭議而被歐洲議會無限期凍結。 2021年，歐委會主席馮德萊恩指出：「歐中之間存在根本分歧，無論是在經濟制度與應對全球化上，民主與人權上，還是在與第三國打交道上。」該文件也強調，習近平「轉向獨裁」引發歐盟嚴重關切。歐盟在今年中歐峰會之際對中國喊話：「希望中國即使不支持我們（對俄羅斯）的制裁行動，也至少別對其加以破壞。」不過，習近平仍高調展現和普丁的友好關係。
2015年，菲律賓向中駐菲使館提出外交抗議，要求北京停止在距離菲律賓僅有135公里的填海造陸活動。華盛頓智庫公佈的圖像顯示了中國自2014年以來在南沙群島的填海造陸進展，其中包含建設可供轟炸機起降的跑道、人造新島等。接下來幾年，中方繼續進行擴建工程。中國官媒《人民日報》2017年底刊文稱「南海島礁的面貌煥然一新」。同年度的一份智庫報告指出，中國在南海島礁上又興建了飛機庫，地下倉庫，導彈發射井和雷達等設施。 今年3月，美軍印太司令阿奎利諾表示，中國至少有3座南海人造島礁已完全軍事化，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對此回應，中方「在本國領土上部署必要的國土防禦設施，是主權國家的當然權利」。然而，2015年習近平與前美國總統歐巴馬會談時曾稱，中國在南沙群島工程，「不是以他國為目標或給他國造成影響的活動」，中國「沒有追求軍事化的意圖」。如今中國官方宣佈完成南海島礁軍事化，與過去習近平之言背道而馳。
與過去幾十年素來溫和的中國外交官們相比，自從川普出任美國總統，中美貿易戰開始之後，中國外交官在國際間的作風漸漸轉為強硬的「戰狼式外交」。 「戰狼」一詞來源於2015年中國的一部同名電影，劇中一些台詞如「犯我中華者，雖遠必誅」成功點燃了中國人的民族主義情緒。路透社2020年的一篇報導稱，有中國外交官證實習近平曾指示，面對中美關係惡化等國際挑戰，外交官們必須立場強硬地展現「鬥爭精神」。有學者認為，與其說是借戰狼姿態維護國家尊嚴，不如說是想表演給國民看，展示中國不好欺負的形象。政治評論員鄧聿文指出，以前中國總被罵軟弱外交，故如今外交官們的「戰狼外交」深受民眾歡迎。國家的外交迎合國民喜好，使激化的民族主義情緒更加膨脹，卻在國際間引起其他國家反感。
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公民實驗室2020年公佈的研究顯示，社交平台微信在新冠疫情開始初期屏蔽了大量敏感詞，內容廣泛，包括中國政府防疫措施、港澳台防疫工作、李文亮事件等。當中192組敏感詞涉及中央領導層，其中87%與習近平有關，包括「習近平到武漢」、「習近平+疫情蔓延」等。該報告指出，中國領導人在疫情初期強調「牢牢掌握新聞輿論的領導權」，一方面是為了減低公眾恐慌，另一方面是避免領導人尷尬，維持中央政府的威信。
2022年6月，《紐約時報》公佈的調查報告稱，中國政府正透過手機和監控取得公民個資以穩固政權。中國也連續數年蟬聯監控攝影頭密度最高的國家，全球近10億個監控攝影頭中，有一半以上在中國。這些監控網和自2014年以來推動的「社會信用體系」緊密相連，以規範公共行為、懲罰「失信者」。習近平曾多次強調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的重要性，表示要構建「一處失信、處處受限」的信用懲戒大格局。儘管看似布下了涵蓋各個角落的安全網，社會事件仍時有所聞，今年發生的豐縣鐵鏈女事件和唐山燒烤店打人事件引起大眾關注，這也暴露了社會弊端不是僅靠監控和社會信用體系就能根治的。
習又做錯了什麼
因鄧式改革已捉襟見肘，陷入困境，三十多年借經濟的增長產生的新興社會力量以及具有新意識的人們渴望突破這種既有的鄧式框架，以便為中國的未來再造新局；但從中共保持權力壟斷的角度看，這種現象又意味失去權力的危險。至於社會上的民粹情緒則急迫地希望消除那些鄧式改革帶來的種種負面後果，並不特別在意主政者將以何種方式消除積弊且這種方式會帶來何種後果。 是在這種背景下，出身元老家庭從來就認為權力天然是他們的禁臠的紅二代習近平，便依託中共的接班人體制，在「還是自己的孩子可靠」 （陳雲）的權力繼承的合理化論述下自然地登台出場，以保江山，打造新式紅色帝國為己任，固權、整黨、肅貪、查弊，打壓社會力量，從文化到社會乃至經濟，系統地壓制自由空間。執政十多年來，其主軸整體上講便是對鄧的「糾偏」。這幾年官方的決議，對其贊頌之辭也多少是以此為基調的，所謂習「挽救黨，挽救軍「，」保持了紅色江山「雲雲，都是不言自明的對鄧的批判。至於習近平治下前幾年經濟上量的續增，」上了新台階「等， 其實不外乎是以往時代的政策及積累的慣性造成的，大體上是與習近平的政策無關的。
延伸閱讀——習近平到底是怎樣的人？
本來，習有兩種選擇，一種是依託新生的社會力量，以另一種方式糾偏，徹底否定毛，也否定鄧該被否定的部分，升級改革2.0 版，推進改革，深化改革，賦予公民更大的權利，由此給改革注入新的動能，即便是不能一步到位，但至少應該給人以這種方向感，一種希望，那中國依舊會呈現某種活力，哪怕是因中國力量的壯大引發某些國家的擔心，增加些摩擦，國際地緣政治環境也不會有根本性的惡化，因為中國畢竟給人印象似乎在向共享普世價值的道路上前行。但習近平卻做了另一種選擇，以重拾毛的方式來為鄧糾偏，對鄧該否定的部分不否定，反而變本加厲，向毛急劇回歸，同時否定鄧不該被否定如贊同市場的部分。當然，作為一個接收地道的毛式教育，在中共體制中成長、被形塑、且佔盡諸多制度好處的政治人物，從年輕時起毛就是他們那代人神般的偶像，心理依戀的「父親」，一旦掌權，啟用毛的政策，倣傚其言行，捍衛毛遺留的制度，也是有很大概率，符合邏輯的事件。習近平的思想與政治侷限是與毛的教育與政治體制息息相關的，他的意識形態化思維，恰與鄧的實用風格相反。而鄧這方面的特質，除與個人的性格，接受的教育，早年以及在中共體制內沉浮的經歷有關外，也與其戰爭年代的經歷有關：一個領兵作戰的人，是不能有那麼多意識形態的條條框框的；戰爭以勝利為目標。
中國人大會議預計將采納中共中央委員會提出的修憲建議，取消對國家主席任期的限制。如此，習近平在2023年將可連任國家主席，保持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權力。
圖片來源： picture-alliance/AP Photo/Ng Han Guan習近平（左）1953年生於北京，父親習仲勳（右）是中共元老之一，當時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本圖攝於1958年。
1968年，習近平與成千上萬的知識青年一樣到農村插隊，落戶在陝北延安。1975年，習近平作為工農兵學員進入清華大學化工系就讀。
1979年畢業後，習近平被分配到中央軍委，成為國防部長耿飈秘書團隊的一員。1982年，習近平出任中共河北省正定縣縣委副書記，次年升任書記。1985年到2002年間，習近平先後任廈門副市長、福州市委書記、福建省委副書記、省長。2002年調任浙江省副省長、省委書記。
2007年陳良宇落馬後，習近平調任上海市委書記。圖為2007年6月習近平出席上海特奧會的倒計時活動。此時的習近平，已為進入中央權力領導核心做好了准備。
習近平的夫人彭麗媛是著名歌唱演員，兩人有一個女兒。
2007年習近平、李克強入選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構成下一屆領導核心。2012年秋的18大上，習近平當選中共中央總書記，次年人大會議上當選國家主席。
習近平提出的「中國夢」的理想目標，逐漸成為中國官方政策和媒體宣傳的一面旗幟。在中國部分民眾為這一遠景所鼓舞的同時，西方世界卻為中國的政治、經濟各方面影響力的增加感到擔憂。
習近平向來強調軍隊的重要性和對黨的忠誠。2017年7月30日，為紀念解放軍建軍90周年，習近平在內蒙古朱日和基地主持閱兵。
在美国总统川普推行「美國優先」、從國際事務中抽身的政策之際，中國則愈發頻繁地以積極姿態出現在世界舞台上。習近平治下的中國在大力整治腐敗的同時，壓制言論自由和公民社會。
2017年10月中共19大上，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四個自信」、「中國夢」被寫入黨章。普遍認為，習近平鞏固了在黨內的核心領導地位。
但習近平也有其工具主義的一面。他畢竟是在鄧時代的過來人，也是得到改革開放政策的益處的。他知曉改革開放給中國帶來什麼，意味著什麼，也深知放棄改革開放對中國可能帶來的負面後果，因此，他也不願丟棄鄧。更何況，對這位領教過文革，失去權力的滋味以佔有權力保有權力為一切的人，也明白丟了鄧政策帶來的壞處，可能受到的政治壓力。只是，他要面對鄧式改革帶來的負面問題，但卻對其到底出自何處，怎樣根治沒有清醒深刻的認識，他工具性地利用毛與鄧，想當然地認為將毛極權式的社會與政治管理，意識形態與鄧式的半自由改革開放模式混雜在一起，打通其間隔，為其所用，就可打造一個與毛、鄧比肩的新政治、新時代，開闢一種新局面，重建一種有鄧模式造就的經濟能量為基礎的新毛式意識形態化社會。但因為對毛鄧兩種治理方式的內在深刻矛盾，不兼容性缺乏體認，對今天世俗化了的社會與他習慣的那種意識形態統御規範的社會生活之間的不同完全不瞭解，「既要「改革的正面結果，」又要「文革式的管理與某些意識形態 , ——那種這幾年在官方文件中大行其道的「既要，又要」語式，從一個側面反應了習的這種思維上的膚淺與混亂。改革是因文革而起，需要改革的是文革，但他卻夢想用改革對象的文革來糾偏改革，重新定義改革，結果只能是取消改革。
毛是有其極權主義的完整邏輯，鄧也有其威權性統治的自洽邏輯，儘管兩者從道德上與政治上最終都會積累下崩塌的因素，但至少在一段時期是有其政治運作的邏輯的。而習近平的雄心是因為要將兩種邏輯融合打通，結果走向一種不符任何一種邏輯，沒邏輯，不倫不類，進退失據的狀態——因為你不可能一方面要繼續增加經濟的活力，自由市場的好處，那只能靠自由的拓展；同時又要嚴控社會，限制自由，統一思想，享受毛號令天下的威風。當初筆者就曾預言，毛鄧兼用，政左經右最終因其內在的矛盾，只能歸向一極：走向毛，政左經也左是某種邏輯的必然。因為一種政治是不可能那樣不內洽，長期承受指向相反的背離的政策邏輯的。那也不可避免地會造成意識形態上的「精神分裂「。
十年來的歷程，已經印證了這一點，而中共的「意識形態的精神分裂「」新思想僵化」 的狀況近幾年發展到何等程度，人們不妨去閱讀一下這幾年官方的一些決議文件，習的一些包括此次在紀念鄧小平誕辰上的講話，便可以清楚地感到，一種機械的、板塊般、內在矛盾的思維模式和語言已經浸透整個中共的思維，已不再有曾經一度有過的某些語言的生動，中共這龐大的軀體正在日漸僵硬，乾枯，宛如靈魂出竅，毫無方向，茫然跟隨著一個除對自己的權力有高度敏感之外已日漸失去對外界及未來清醒認識的領導人機械地走下去。
從毛澤東到習近平——中共建政以來，按照官方的說法，已經歷了五代「中央領導核心」。而在他們之前，共產黨早期的領導人幾乎已被人遺忘。
圖片來源： China Photos/Getty Images陳獨秀（1879-1942）1915年創辦了《新青年》雜誌，是新文化運動的主要倡導人之一。1920年起參與中國共產黨的創建，在一大上當選中央局書記。1927年辭職，1929年因與當時共產黨領導層意見不合被開除黨籍。陳獨秀的政治命運複雜坎坷，他是早期的馬克思主義者、後來接受過托洛茨基主義，曾被國民政府拘捕監禁。中共建政後長期對他的官方評價是走上了「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路線。
博古（1907-1946）本名秦邦憲，生於杭州，曾留學蘇聯。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1年在共產國際的支持下接替王明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書記。由於紅軍在他的領導下連遭重大損失，他在遵義會議上退出中共領導集體。1946年博古在國共和談期間，因飛機失事遇難。
張聞天（1899－1976）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留學蘇聯。回國後張聞天來到中共根據地瑞金，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遵義會議後，張聞天被推舉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在陝北隨著毛澤東權力的擴大，張聞天的地位逐漸下降。中共建政後，他曾任住蘇聯大使、外交部副部長。1959年，張聞天被劃為「彭德懷反黨集團」成員，受到批判。
毛澤東是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在1935年的遵義會議後逐步確立了其黨內領導地位。中國官方將毛澤東定位為黨和國家的締造者以及第一代領導集體核心。毛澤東思想被列為中國共產黨的主要指導思想之一。但是毛澤東從上世紀50年代起主導或發動的反右、大躍進、四清運動、文化大革命等運動造成中國社會千萬人死亡、經濟蒙受巨大損失、文化遺產遭嚴重破壞、社會結構出現深層斷裂等危害後果，這也讓他在官方之外得到的評價褒貶不一。儘管如此，1998年出版的《時代》雜誌仍將毛澤東列入20世紀100名最重要的人物。
劉少奇曾經被毛澤東視作接班人選之一。他曾先後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和中國國家主席。有看法認為，由於劉少奇反對毛澤東倡導的「三面紅旗」並且在四清運動上與毛澤東產生激烈矛盾，最終導致二人關係破裂。文革開始後，劉少奇被迅速打成「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並被冠以「叛徒、內奸、工賊」的頭銜。1968年，劉少奇被永遠開除出黨、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次年，他在放逐、拘禁中於河南開封病死。1980年，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為劉少奇全面平反並恢復其作為黨和國家領導人的一切名譽。
周恩來是中共開國元勳之一，建國後一直擔任總理職務。中國史學界和很多國外史學家認為，周恩來顧全大局、相忍為國，盡力使用各種管渠道，以不同方法減少動亂之影響，也曾被江青等人稱為「滅火隊長」。鄧小平曾在中共黨內高層談到周恩來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時說過兩句話。一句是：「如果沒有總理，文化大革命的局面可能更糟。」另一句是：「沒有總理，文化大革命也不會拖得那麼久。」美國漢學家費正清這樣比較周與毛的一生：「他是一位具有古典風格的總理，相比之下，毛澤東更像一位真龍天子，他可以在風雲變幻的雲霧中恣意縱橫，時隱時現，而周恩來則不同，他彷彿一直在權衡時勢，修補殘局。」
毛澤東生前指定華國鋒為自己的接班人，並留下遺言「你辦事，我放心」。華國鋒在毛澤東逝世後，與汪東興、葉劍英等聯手逮捕「四人幫」，結束文化大革命，成為黨政軍最高領導人。他被普遍認為是「兩個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的提出人。因為與鄧小平在政治路線上相左，1980年年底華國鋒被迫退出中共核心領導集團。2008年8月20日，華國鋒因病在北京逝世。
至今仍被中國官方稱作「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的鄧小平一生未曾擔任過中國國家元首、中國政府首腦或中共最高領導職務，但從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至1989年11月辭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中共十三屆五中全會）一職前，外界普遍認為他是實際的最高領導人。2018年紐約時報中文網刊發的一篇客座評論中評價鄧說：「從鄧一生的革命經歷看，雖然他是個務實派，但本質上，鄧是共產主義的信徒，身上還帶有傳統中國遺留下來的專制DNA。……這是他作為改革者的歷史侷限性，也使得中國改革很大程度上是一個跛足的改革——只有經改，沒有政改。」
上世紀80年代初，胡耀邦進入了中共最高領導人的行列，成為中共中央總書記。不過，力推改革的他引起了黨內其他元老的不滿。到了1986年前後，鄧小平等元老認為胡耀邦縱容"資產階級自由化"、縱容"全盤西化"。1987年初胡耀邦被迫辭去總書記職務。賦閒的他，依然受到黨內改革派、知識分子、學生群體的歡迎。值得一提的是，胡耀邦被迫辭職時，黨內高層人物中只有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勳力挺他。
1989年4月15日，74歲的胡耀邦因突發心肌梗塞而去世。隨後，民眾對這名中共前總書記的悼念活動不斷升級，最終演變成了大規模的天安門民主運動，最終遭致鎮壓，釀成「六四」慘案。在胡耀邦去世至今的30年間，這名推動平反"文化大革命"期間冤假錯案、主導"真理標準大討論"的中共前總書記，一直是「敏感詞」。圖為1986年，東德統一社會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昂納克訪華期間，在胡耀邦的陪同下參觀南京長江大橋。
趙紫陽被視為中共領導集體中的開明派。70年代末他在四川主政時期進行了中國全國最早的人民公社改建鄉政府的試點，揭開了中國農村改革的序幕，並取得很好效果。當時有順口溜：「要吃米，找萬里；要吃糧，找紫陽。」1987年，趙紫陽接任胡耀邦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除大力發展市場經濟外，他還積極提出並設計政治體制改革方案，推進改革開放的深化，曾一度被認為是鄧小平的接班人。但在1989年的「六四」事件中，趙紫陽因公開表示同情學生和反對武力鎮壓，而招致鄧小平、陳雲、李先念和李鵬等人的不滿，被免去黨內外一切領導職務，最終在軟禁中度過了生命中最後的16年，於2005年逝世。
在1949年中共建政以來出任總理的政治人物中，除了開國元勳周恩來之外，李鵬無疑是其中資歷最深者。在其政治生涯中，李鵬擔任了十年總理（1988年到1998年），十五年政治局常委（1987年到2002年），還曾擔任五年名義上國家最高權力機關-全國人大的常委會委員長（1998年到2003年）。但是，李鵬在中國政壇及社會中的名望卻幾乎是歷屆總理中最低的。這一點直到其去世也沒有改變，而其症結無疑是1989年的六四事件。北京學者章立凡對李鵬的評價是：「儘管在任內乏善可陳，且有六四事件的巨大陰影，但李鵬實確實忠實於中共信仰或其執政利益。所以我覺得他也就是一個比較符合中共標準的共產黨人。」
八九民運爆發後，時任總書記趙紫陽因反對鎮壓學生而失去權力，在一些中共元老們的推薦下，鄧小平最終決定用江澤民取而代之。當時僅擔任了短短兩年上海市委書記的江澤民從原來的政治局委員直接躍升為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總書記。德國符茲堡大學的中國問題專家列維評價江澤民時說：「在大部分外國觀察家眼中，他被視為一個機會主義者。」北京學者章立凡認為，江澤民是一個「比較張揚個性，有表現欲」的領導人，「善於彈奏樂器，時不時還唱首歌。他不斷的用各種方式來表現他的才藝」。2000年，也就是上任十年之後，江澤民提出「三個代表」，並最終將這一理論與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相提並論，寫入中國憲法及中共黨章。
除了初期經歷了六四後的外交孤立和經濟動蕩之外，在江澤民隨後的政治生涯之中，中國總體局勢相對平穩，先後迎來加入世貿組織、香港回歸和申辦奧運和世博會成功等重大事件。2002年，江澤民辭去中共總書記職位，將權力交給被普遍視為鄧小平隔代欽定接班人的胡錦濤。但是，江澤民並沒有同時辭去中央軍委主席職務，直到2005年才徹底完成「交班」。除此之外，退休之後的江澤民依然時常出現在媒體上，出席各種活動。歷史學者章立凡分析說：「中國政要跟西方政要的不同。雖然鄧小平廢止了終身制，但實際上鄧小平並沒有廢止老人幹政。江延續了這種老人幹政的傳統，整個胡錦濤時代都處於老人幹政的狀態之下。」
胡錦濤是中共第四代領導集體的核心人物，其任內的政治體制也被一些媒體稱作「胡溫體制」。胡錦濤在執政期內延續了鄧小平提出的「韜光養晦」政策，強調「不折騰」，以較為低調的姿態保證了中國經濟十年的快速上升，中國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是反對者批評胡溫政府在一些重大政治、經濟、社會、環境問題上採取迴避態度或者應對不力，給外界以十年不作為、擊鼓傳花的印象。有看法認為，「老人幹政」之下，「胡溫體制」實際上是「九龍治水，互不相讓」的寡頭體制，造成腐敗橫行、軍中權力被架空、政法委變成獨立王國的局面。2012年11月召開的中共十八大上，胡錦濤卸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和中共中央軍委主席的職務，由習近平接任。胡錦濤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首位一次交出所有權力的非終身制最高領導人。
溫家寶於2003至2013年間擔任國務院總理，是中共總書記胡錦濤主政下的重要領導成員。2013年3月，溫家寶卸任前夕，德國《法蘭克福匯報》發表的一篇文章評價他是「胡錦濤主政下最高領導層中唯一一個敢於提出政治改革的人。他曾間接表示，他可以想像，可以把中國村一級的選舉制度提升至縣和地區一級，可以允許更多民主。他也是將民主和自由稱為普世價值的唯一最高級別官員。但是，溫家寶在其10年任期中沒有做出過努力，讓設想成為現實」。《中國影帝溫家寶》的作者余傑認為，溫家寶任內「中國政治大幅退步，經濟上更造成國進民退」。2012年10月25日，美國《紐約時報》大篇幅刊發關於溫家寶的家族成員在溫家寶擔任領導崗位期間，藉機貪污了至少27億美元巨額財富的相關報導，引發各界轟動。
出生於1953年的習近平是中共元老習仲勳之子，也是首位擔任中國最高領導職務的「紅二代」成員。習近平上任之後，盡顯強人政治作風，與前兩任形成較大反差。針對黨內，習近平開展聲勢浩大的反腐運動，導致包括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在內的大批官員入獄。與此同時，政府對於社會的控制也變得更加嚴厲：媒體管束更為嚴格，民間維權運動遭到前所未有的打擊，對於新疆西藏以及香港等自治地區的政策也顯得更為強硬。與此同時，在對外政策方面，力推「一帶一路倡議」，旨在中國產品開闢新市場，同時也被視為北京拓展政治影響力的嘗試。
2018年，中國全國人大投票通過取消國家主席任期制，使得習近平有可能長期執政。許多評論認為，習近平本人的強勢風格以及圍繞他個人的形象宣傳，是毛澤東之後歷代中共領導人中最為突出的。
告別毛鄧習，走向新未來
無論從打破現有僵局，以一種仍然具有官方合法性的話語來進行公共論述，借此批判習的策略考量，還是真誠地去嘗試客觀評價鄧小平後文革時代推動改革的歷史功勞，人們今天去闡釋鄧，讚揚與懷戀鄧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我們畢竟要清楚，這只有暫時的意義，如前文所說，今天的局面，鄧自身是要負極大責任的。對鄧模式的檢討批判再審視事實上早已開始，鄧式的「改革已死」，少留戀以往的過去，而應更多地去探索未來，努力以不同的方式，按各自現有的可能的條件，積跬步，去準備未來。習近平在經濟下行壓力增大，社會不滿加劇，國際環境惡化的形勢下，重新強調一下鄧，在「毛鄧兼用」中向「鄧」一方暫時的回擺，也多半應是權宜之計，絕不會有什麼大的效果，最根本的原因倒不是習是不是會真心放棄他這種「毛鄧兼用」的路線，放棄他那種虛妄的在永續的江山歷史中比肩毛鄧之念，而是鄧的模式本身也已到需要從根本上超越、再造，為此需要展開一場筆者稱之為「革命性改革」之時了，再造中國的制度架構，將賦予公民的完整的權利作為這「革命性改革」的核心，構建中國的現代文明。
中國需要徹底否定毛，否定該否定部分的鄧，更需要否定仍然堅持不該堅持的毛鄧的習。事實上，中國的這種對習的否定早已開始，從彭立發在北京四通橋打出「習近平下台」到上海清零時的回響，乃至最近湖南婁底方藝融的接力吶喊，都在在說明這一點，它已浮出水面，不再僅限於私人評議，已進入公共空間，贏得廣泛共鳴，在中國大地回蕩。這兩年不斷發生的各種不利習近平的有關其健康、權爭失利等傳言，其實在筆者看，多是不可相信的假消息。但這種假消息的不斷出現與廣泛傳播本身是真消息，反應著一種真實的社會心理與渴望：希望看到習近平早日退出歷史舞台，中國的改變到來。或許我們一時無法窺見什麼有型的改變力量，但我們可以確信的是變革的能量已在積聚，終有一天會澎湃而出，寫下新的歷史一頁。
「習近平下台！」烏魯木齊大火引爆民眾不滿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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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倫：長期觀察中國問題的政治學者，法國賽爾奇-巴黎大學教授，Agora研究所研究員，「中國：歷史與未來「網站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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