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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座評論:白紙革命與江澤民的歷史遺產

凱波
2022年12月5日

政論家凱波指出,隨著中共前總書記江澤民的遺體火化和追悼會召開,一個時代結束了。在他生命的最後日子裡,他大概是絕無可能意識到,一場革命就在窗外發生了。如同江澤民生前就被稱作「他改變了中國」,這場短暫的革命也可能永久地改變了中國。

從蛤絲到白紙——中國青年人群圍繞江澤民形成的蛤絲文化與「白紙革命」之間有何聯繫?(圖為江澤民1999年12月訪問澳門時的資料圖片)
從蛤絲到白紙——中國青年人群圍繞江澤民形成的蛤絲文化與「白紙革命」之間有何聯繫?(圖為江澤民1999年12月訪問澳門時的資料圖片)圖片來源: Robyn Beck/AFP/epa/picture-alliance

(德國之聲中文網)如果翻譯成江澤民生前被廣泛傳頌的一句話,就是說,包括他個人命運在內,還有無數青年人的抗爭,再次和歷史進程重合了。面對這一突如其來的歷史轉折點,不僅中國的當權者們沒有預料到,國內外對二十大之後的中國未來保持悲觀的人們也沒有預料到,甚至廣大中國人民、以及那些投身其中的年輕人自己都沒有預料到一場成功的白紙革命。

那麼,如何理解這場革命的發生呢?就在革命爆發的幾乎同時,北京各高校收到通知,徵集如何平穩過渡、如何選擇明年適當時機結束動態清零的意見。中國管理層的遲鈍、僵化根本意識不到時局迅速變化背後的革命意涵。這是在過去十年重新回到革命黨的中共及其龐大層級官僚體制所無法理解的民心和民意。

另一方面,也已經有不少學者將革命的爆發原因歸結為過去三年清零政策乃至過去十年中共路線的轉移的結果,特別是民眾意識到江澤民時代社會契約的破裂,也就是民眾以對政治的沉默換取些微經濟自由、以對執政黨的效忠換取財富和安全。

曾經,這一內部的社會契約,如江澤民的另一個金句「悶聲大發財」所表達的,是維系江、胡時代政治穩定和經濟發展的關鍵,也是中共在1992年之後能夠擺脫國際孤立、融入全球化、得到國際社會承認的關鍵,更是江、胡時期威權政治下黨和人民關係、以及黨內各利益集團之間的關係的寫照,或者算得上江時代最為重要的政治遺產。

但是,作為一個重要的結構性因素,威權時代的社會契約終結並不會自動導致革命的爆發,何況過去十年的悄然轉型,或許已經讓改革開放的中堅群體漸漸麻木,不是躺平,就是潤走。白紙革命如何在一夜之間爆發,仍然是一個謎。

「蛤絲文化」成革命導火索

這就和江澤民的另一個遺產有關,儘管可能微不足道,卻在不經意間間接影響了走上街頭的年輕人,某種意義上,甚至可以看作是烏魯木齊火災作為導火索之外的啟動器。那就是,江澤民卸任後在中國青年人群中逐漸形成的蛤絲文化。

政論家凱波認為,江澤民時代有兩個歷史遺產:與民眾的社會契約;以及蛤絲文化圖片來源: Michael Reynolds/epa/dpa/picture alliance

準確地說,早在江澤民任內,有關江的亞文化就已經開始。江在任內的個人形象和政治作風,突破了1949年以來歷任中共領導人的刻板風格,甚至大大超過了胡耀邦任內頗受黨內保守派非議的不羈作風,很得延安時期「團結緊張、嚴肅活潑」風格當中最後兩個字「活潑」的精髓,不僅改變了美國政、企兩界和媒體對1989之後中國政治的看法,而且直接與他任內的相對寬松的威權主義統治藝術劃上了等號,變成一種歷史記憶的符號。

在江澤民卸任之後,面對胡、溫呆板、僵化的政治形象,特別是在2012年中國政局逐漸收緊之後,當年輕人逐漸轉型為小粉紅的那些年,圍繞江澤民的卡通化形象終於以蛤絲的亞文化方式定型,在2015年前後達到一個小高潮。那一年,也是中國公民社會歷經打壓、瀕臨滅絕、最為困難的一年。但是,中國年輕人以對江的反諷式偶像化崇拜,與當時盛行的各種追星、粉絲文化也就是小粉紅群體的養成平行發展,相對安全的、靜悄悄地延續下來,成為民眾和青年人保持前述社會契約和鍍金歲月的社會記憶的一個重要紐帶,一種文化meme。

與此同時,或許是蛤絲亞文化的頑強存活為一片死寂的中國政治話語保留了一些生機,隨著中國政治的日益壓抑,前蘇聯時代的政治笑話在過去幾年再次復活。再次的意思是指經歷了1980和1990年代兩次復活之後的第三次復活。其中,就有前蘇聯民眾舉著白紙抗議遭遇克格勃抓捕的笑話。在中國網路内容生產完全粉紅化、戈培爾化的幾年裡,只有這類前蘇聯時代的笑話以及有關江澤民的蛤文化的經典段子,在無數次的重複傳播,成為近乎唯一公開的反抗meme。儘管他們的反抗性並不是那麼充分,也受到許多更為激進的反對群眾的鄙夷。

歷史影像:江澤民在菲律賓引吭高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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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在中共以防止前蘇聯式的崩潰為由而進行黨內集權和廣泛清洗的同時,在他們對前蘇聯崩潰做出各種解釋和預防措施的同時,似乎並沒有在意前蘇聯時代的政治笑話,幽默本身就是極權主義走向後極權主義的開始,也是蘇聯從文化和民心崩潰的開始。中共的領導人過於重視槍桿子也就是暴力在維持政權當中的重要性,以及意識形態作為文化領導權的意義,但是他們所無法預料和認真對待的,恰恰就是極權主義本身的高度不穩定和脆弱,當它形成的第一天,例如二十大的勝利閉幕之後,就意味著後極權主義的到來--當前蘇聯時代笑話所假設的政治景觀歷史變成了現實,這些笑話曾經發揮過的解構力量就開始生成,變成了哈維爾意義上無能者的力量。

此前所有共產主義陣營裡曾經發生的民主運動,其靈魂,從哈維爾到米奇尼克,從索爾仁尼琴到劉曉波,便在中國整整三年的動態清零的全國性方艙集中營喚起的古拉格想像,在烏魯木齊大火之後的新聞發布會之後,附魂到了中國的青年學生身上。從南京傳媒學院的一位李姓女生手舉的一張A4白紙開始,中國的所有校園,在那一刻,彷彿變成了紅場和天安門。一個前蘇聯時代的虛構的政治笑話,也從那一刻開始,變成了一個真實的革命,以及極權主義的夢魘。

或許,中國的統治集團從未意識到極權主義的這種結構性脆弱,是巨人的軟肋,內嵌在他們的意識形態的虛無主義和暴力的統治盲區。他們所能感受到的,只是現實的危險,歷史的重演。在革命爆發之後,他們便迅即要求各大學遣散學生,提早結束2022年的冬季學期;同時,高調安排江澤民的身後事,重提江澤民的「三個代表」,試圖安撫人心。

而這些阿喀琉斯之踵,既是他們恐懼的,也是他們所依賴的,可能來自前總書記江澤民的遺產,也可能來自前蘇聯時代的教訓,或者來自西方世界的自由,他們都和社會記憶有關。人民的集體記憶,可能就是人民唯一的力量,也可能讓一切堅固的東西煙消雲散。

本文作者凱波為中國政治評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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