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有一次，兒子班裡來了一個插班生，開始成績並不好。在老師的倡導下，班級裡面的優秀學生都幫助他輔導他，而他自己也很努力。於是，一個學期不到成績就從全班倒數進步到了中等水準，有幾門課還擠進了全班前十。這樣一來，那些原來很願意發揚風格的優秀學生心裡面都打起了小算盤，不願意像以前一樣幫助他適應新環境，補習功課了。那麼，這位插班同學還能不能和以前一樣，保持住中等排名，甚至於完全依靠自己的聰明才智，躋身全班前列呢？

抱歉，這個故事沒有答案。因為它是我杜撰的。不過現實中，中國經濟就是那個插班生，擠進全球市場化的大潮中不過短短四十年，就獲得了全球第二總量的地位。其背後的邏輯，既有改革的內在努力，也離不開開放的外部助力。最近五年來，那個全球領頭的科技強國，忽然意識到了中國的威脅，發起了貿易戰為外衣的科技戰，不僅封殺了像華為這樣的中國民營高科技企業，同時也全面審查自己的科研開放體系，試圖斬斷中國和美國的科研合作，建一道中美科技界的鐵幕。

比如，2018年年底開始，美國司法部就發起"中國行動計劃（China Initiative）"，以未披露與外國機構合作訊息為由，對華人科學家群體開始了大規模調查，不少華人科學家遭到刑事指控，即使拜登政府上台，這個趨勢也沒有終止。美國參議院商務委員會以24比4，審議通過了《無盡前沿法案（Endless Frontier Act，簡稱EFA）》。它一方面由國家提供超過千億美元的資金支持，以便推動美國在若干科技領域的領先優勢；另外一方面，把中國等國作為假想敵，建立更加嚴苛的審查制度，避免中國從和美國的科研合作中獲得好處。

從量變到質變

對於中國的經濟增長而言，當下正處在從「以量的增長」為主轉型為「以質的改善」為主的階段。從經濟增長背後的拉動因素來講，過去的增長主要是通過增加生產要素的量來實現的。比如大量的勞動力從農村（基本是閒置狀態）轉到城市（成為產業工人），這種轉移其實就是全民勞動參與率的提高。這當然拉動了經濟增長。現在的第七次人口普查發現，中國的城市化率已經超過了60%。另外還有大量的流動人口，實際上已經參與到了工業生產中，但是還沒有在城市定居下來。所以未來的增長更加依賴的不是生產要素的量的增長，而是質的改善。那麼這種改善當然需要，也只有通過教育和科技創新才能實現。所以，不得不說，美國人的"鐵幕"來的正是時候。

靠應試教育振興科研？

中國人一向是重視教育的，但是中國傳統教育不重視科研創新，更多地是一種應試教育。現在城市中產階級普遍為孩子教育問題焦慮，其核心也不是焦慮自己孩子的真實才智是不是得到了充分發揮，而是自己孩子有沒有被應試教育關出門外。所以，普遍性的提前偷跑和無盡刷題，成為了基礎教育的毒瘤。它其實阻礙了基礎教育中發現天才的功能實現，從制度上不利於未來中國科研力量的整體提高。

中國當下的研究激勵機制也存在著重大隱患。作為能夠為全社會科技創新提供源動力的大學，其科研資源的分配權和科研項目的決策權，都不掌握在真正的專家手裡面。唯一一個自然科學諾貝爾獎獲得者，居然被排斥成不了中科院院士。青年一代的科學家如顏寧，不得不重新回到美國的科研體系中去。從統計數據也可以看出：在美國的中國留學生中，回國傾向隨著學歷的遞增而遞減。換句話講，留美中國學生群體中，最能夠幫助中國趕上世界發達國家科技水準的博士階層，反而回國意願最低。過去，我們還能用"科學是無國界"的自我安慰，今天"科研鐵幕"慢慢垂下，界限慢慢清晰，無國界的科研領域，科學家的站隊越來越明白，如果中國不能盡快建立一個能夠和美國競爭的科研激勵機制，那麼我們如何能夠對未來長遠的中國經濟增長抱有一種樂觀的態度呢？

 

沈凌，德國波昂大學經濟學博士，現執教於上海華東理工大學商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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