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習近平率領中共新晉政治局常委去延安朝聖，是要向外釋放一種訊號，即全黨特別是新一屆中央領導機構要重新喚醒延安精神，去面對即將到來的「驚濤駭浪」。而他在窯洞的一番關於中共七大意義的講話，則引發外界對他是否會像毛一樣發起一場整風運動的猜想。
習的這段講話引述如下：黨的七大在黨的歷史上具有重要里程碑意義，標誌著黨在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走向了成熟。在政治上，黨通過延安整風，使全黨團結在毛澤東的旗幟下，實現了黨的空前統一和團結。在思想上，黨確立了毛澤東思想在全黨的指導地位，把毛澤東思想寫入了黨章。在組織上，黨形成了一支高舉毛澤東旗幟的久經考驗的政治家集團。黨的七大在黨的歷史上具有極其重要的地位，為黨後來不斷從勝利走向勝利指明了正確方向、開闢了正確道路。
此話的畫外音是，像黨的七大一樣，中共二十大在黨的歷史上是又一次具有極其重要地位的黨代會。二十大在思想上再次確立習的全黨指導地位；在組織上形成了一個高舉習旗幟的走在正確政治方向的政治家集團。唯一和七大不同的是，二十大前中共並沒有在政治上進行一場殘酷的卻也是成效非常顯著的整風運動。儘管習通過政治建設，在黨內立規，也開展了黨史學習教育活動，但跟延安整風是不能相提並論的。故而給外界留下了一個懸念，二十大後，習會不會發起一場新時代的「延安整風」？
政治學者鄧聿文表示，毛澤東發起延安整風，他的真實動機是要清除以王明為代表的國際派路線在黨內的影響力。而習在過去十年似乎沒有像王明這樣的明確的黨內對手圖片來源： Greg Baker/AFP/Getty Images 要回答該問題，先瞭解延安整風。它是中共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整風運動。用黨史的話說，其目的是提高全黨的馬列主義水準，糾正黨內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總結和吸取歷史上的經驗教訓，統一廣大黨員、幹部尤其是黨的高級幹部的思想，增強黨的凝聚力和戰鬥力；整風運動達到了鞏固馬克思主義思想在黨內外的陣地，實現在以毛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下全黨新的團結和統一，為抗日戰爭的勝利和新民主主義革命在全國的勝利，奠定了重要的思想政治基礎的效果。
延安整風從1940年1月開始，到1945年4月結束，前後歷時5年。這段時期正是中共抗戰最艱難的時期。整風分兩個階段。前期主要是黨內學習教育，從1942年9月起，整風從一般的改造學風和作風轉入到對中共歷次路線問題的清算。毛實際是要借整風打倒當時的主要政敵王明，後者仗著莫斯科和共產國際的加持，頗不把山溝溝馬克思主義出身的毛放在眼裡，挑戰毛的領導地位。王明在1937年回國後，成為中共南方局的主要負責人，遵照共產國際關於統一戰線的指示，提出「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如果按照王明的路線，中共在統一戰線中的自主性就將消失，這當然毛是不允許的，但他得到周恩來等的支持，大有取代毛的架勢。
因此，王明不除，毛在中共的地位就不能立。毛使出了兩招，一招要高級幹部檢討1928年以來的中共黨史，針對以王明為代表的國際派的歷次錯誤路線進行批判，迫使王、周等認錯；一招改組黨的權力核心，將王明、張聞天等國際派剔出。伴隨著對高級幹部的歷史錯誤問題的清洗，毛用康生做打手，在黨內發動了對一般黨員幹部的搶救運動，整風運動最後變成了殘酷的對黨內敵人的清洗。據估算死於搶救運動中的幹部群眾達一萬多人。毛終於在中共六屆七中全會取得了全面勝利，該次全會出台的中共第一份《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確立了毛無可爭議的領袖地位。紅太陽於是在延安升起，並在以後照耀了中國30餘年。
可以說，延安整風就其殘酷性而言，實際是20年後文革的一次預演。但毛在達到目的後也收手，並在後期糾正某些擴大化的冤案，特別是將周等重新納入新的權力核心，原因在於，當時中共還是在野黨且處在戰爭狀態，需要像周這類有才幹的人輔佐，同時整風太過火不利吸收新鮮血液。當然，在毛的高壓下，延安整風確實使中共特別是領導層的面貌煥然一新，空前團結——因為不敢不團結，戰鬥力大大增強，在政治思想組織上為中共後來奪取天下奠定基礎。
延安整風在中共歷史上一直作為正面形象而備受讚揚，寫在黨史上。毛之後的中共領導人，亦有意效仿延安整風，在黨內推行各種思想教育學習運動，以整頓黨風。比如鄧搞清除精神文明污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江搞先進性教育，胡搞八榮八恥。這些活動基本沒有達到效果，因為整體的大環境和延安時期截然不同，而且有了文革的教訓，在黨內反對借整黨來整人。習當然明白這點。然而他對毛的延安整風在精神上是認同的，尤其羨慕毛通過整風達到思想認識和政治路線的高度一致，以及在組織上表現出的戰鬥力。習在這次朝聖講話中，就強調延安精神首在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建立了一個高舉毛旗幟的有戰鬥力的政治家集團。
從毛澤東到習近平——中共建政以來，按照官方的說法，已經歷了五代「中央領導核心」。而在他們之前，共產黨早期的領導人幾乎已被人遺忘。
圖片來源： China Photos/Getty Images陳獨秀（1879-1942）1915年創辦了《新青年》雜誌，是新文化運動的主要倡導人之一。1920年起參與中國共產黨的創建，在一大上當選中央局書記。1927年辭職，1929年因與當時共產黨領導層意見不合被開除黨籍。陳獨秀的政治命運複雜坎坷，他是早期的馬克思主義者、後來接受過托洛茨基主義，曾被國民政府拘捕監禁。中共建政後長期對他的官方評價是走上了「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路線。
博古（1907-1946）本名秦邦憲，生於杭州，曾留學蘇聯。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1年在共產國際的支持下接替王明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書記。由於紅軍在他的領導下連遭重大損失，他在遵義會議上退出中共領導集體。1946年博古在國共和談期間，因飛機失事遇難。
張聞天（1899－1976）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留學蘇聯。回國後張聞天來到中共根據地瑞金，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遵義會議後，張聞天被推舉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在陝北隨著毛澤東權力的擴大，張聞天的地位逐漸下降。中共建政後，他曾任住蘇聯大使、外交部副部長。1959年，張聞天被劃為「彭德懷反黨集團」成員，受到批判。
毛澤東是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在1935年的遵義會議後逐步確立了其黨內領導地位。中國官方將毛澤東定位為黨和國家的締造者以及第一代領導集體核心。毛澤東思想被列為中國共產黨的主要指導思想之一。但是毛澤東從上世紀50年代起主導或發動的反右、大躍進、四清運動、文化大革命等運動造成中國社會千萬人死亡、經濟蒙受巨大損失、文化遺產遭嚴重破壞、社會結構出現深層斷裂等危害後果，這也讓他在官方之外得到的評價褒貶不一。儘管如此，1998年出版的《時代》雜誌仍將毛澤東列入20世紀100名最重要的人物。
劉少奇曾經被毛澤東視作接班人選之一。他曾先後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和中國國家主席。有看法認為，由於劉少奇反對毛澤東倡導的「三面紅旗」並且在四清運動上與毛澤東產生激烈矛盾，最終導致二人關係破裂。文革開始後，劉少奇被迅速打成「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並被冠以「叛徒、內奸、工賊」的頭銜。1968年，劉少奇被永遠開除出黨、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次年，他在放逐、拘禁中於河南開封病死。1980年，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為劉少奇全面平反並恢復其作為黨和國家領導人的一切名譽。
周恩來是中共開國元勳之一，建國後一直擔任總理職務。中國史學界和很多國外史學家認為，周恩來顧全大局、相忍為國，盡力使用各種管渠道，以不同方法減少動亂之影響，也曾被江青等人稱為「滅火隊長」。鄧小平曾在中共黨內高層談到周恩來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時說過兩句話。一句是：「如果沒有總理，文化大革命的局面可能更糟。」另一句是：「沒有總理，文化大革命也不會拖得那麼久。」美國漢學家費正清這樣比較周與毛的一生：「他是一位具有古典風格的總理，相比之下，毛澤東更像一位真龍天子，他可以在風雲變幻的雲霧中恣意縱橫，時隱時現，而周恩來則不同，他彷彿一直在權衡時勢，修補殘局。」
毛澤東生前指定華國鋒為自己的接班人，並留下遺言「你辦事，我放心」。華國鋒在毛澤東逝世後，與汪東興、葉劍英等聯手逮捕「四人幫」，結束文化大革命，成為黨政軍最高領導人。他被普遍認為是「兩個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的提出人。因為與鄧小平在政治路線上相左，1980年年底華國鋒被迫退出中共核心領導集團。2008年8月20日，華國鋒因病在北京逝世。
至今仍被中國官方稱作「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的鄧小平一生未曾擔任過中國國家元首、中國政府首腦或中共最高領導職務，但從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至1989年11月辭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中共十三屆五中全會）一職前，外界普遍認為他是實際的最高領導人。2018年紐約時報中文網刊發的一篇客座評論中評價鄧說：「從鄧一生的革命經歷看，雖然他是個務實派，但本質上，鄧是共產主義的信徒，身上還帶有傳統中國遺留下來的專制DNA。……這是他作為改革者的歷史侷限性，也使得中國改革很大程度上是一個跛足的改革——只有經改，沒有政改。」
上世紀80年代初，胡耀邦進入了中共最高領導人的行列，成為中共中央總書記。不過，力推改革的他引起了黨內其他元老的不滿。到了1986年前後，鄧小平等元老認為胡耀邦縱容"資產階級自由化"、縱容"全盤西化"。1987年初胡耀邦被迫辭去總書記職務。賦閒的他，依然受到黨內改革派、知識分子、學生群體的歡迎。值得一提的是，胡耀邦被迫辭職時，黨內高層人物中只有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勳力挺他。
1989年4月15日，74歲的胡耀邦因突發心肌梗塞而去世。隨後，民眾對這名中共前總書記的悼念活動不斷升級，最終演變成了大規模的天安門民主運動，最終遭致鎮壓，釀成「六四」慘案。在胡耀邦去世至今的30年間，這名推動平反"文化大革命"期間冤假錯案、主導"真理標準大討論"的中共前總書記，一直是「敏感詞」。圖為1986年，東德統一社會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昂納克訪華期間，在胡耀邦的陪同下參觀南京長江大橋。
趙紫陽被視為中共領導集體中的開明派。70年代末他在四川主政時期進行了中國全國最早的人民公社改建鄉政府的試點，揭開了中國農村改革的序幕，並取得很好效果。當時有順口溜：「要吃米，找萬里；要吃糧，找紫陽。」1987年，趙紫陽接任胡耀邦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除大力發展市場經濟外，他還積極提出並設計政治體制改革方案，推進改革開放的深化，曾一度被認為是鄧小平的接班人。但在1989年的「六四」事件中，趙紫陽因公開表示同情學生和反對武力鎮壓，而招致鄧小平、陳雲、李先念和李鵬等人的不滿，被免去黨內外一切領導職務，最終在軟禁中度過了生命中最後的16年，於2005年逝世。
在1949年中共建政以來出任總理的政治人物中，除了開國元勳周恩來之外，李鵬無疑是其中資歷最深者。在其政治生涯中，李鵬擔任了十年總理（1988年到1998年），十五年政治局常委（1987年到2002年），還曾擔任五年名義上國家最高權力機關-全國人大的常委會委員長（1998年到2003年）。但是，李鵬在中國政壇及社會中的名望卻幾乎是歷屆總理中最低的。這一點直到其去世也沒有改變，而其症結無疑是1989年的六四事件。北京學者章立凡對李鵬的評價是：「儘管在任內乏善可陳，且有六四事件的巨大陰影，但李鵬實確實忠實於中共信仰或其執政利益。所以我覺得他也就是一個比較符合中共標準的共產黨人。」
八九民運爆發後，時任總書記趙紫陽因反對鎮壓學生而失去權力，在一些中共元老們的推薦下，鄧小平最終決定用江澤民取而代之。當時僅擔任了短短兩年上海市委書記的江澤民從原來的政治局委員直接躍升為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總書記。德國符茲堡大學的中國問題專家列維評價江澤民時說：「在大部分外國觀察家眼中，他被視為一個機會主義者。」北京學者章立凡認為，江澤民是一個「比較張揚個性，有表現欲」的領導人，「善於彈奏樂器，時不時還唱首歌。他不斷的用各種方式來表現他的才藝」。2000年，也就是上任十年之後，江澤民提出「三個代表」，並最終將這一理論與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相提並論，寫入中國憲法及中共黨章。
除了初期經歷了六四後的外交孤立和經濟動蕩之外，在江澤民隨後的政治生涯之中，中國總體局勢相對平穩，先後迎來加入世貿組織、香港回歸和申辦奧運和世博會成功等重大事件。2002年，江澤民辭去中共總書記職位，將權力交給被普遍視為鄧小平隔代欽定接班人的胡錦濤。但是，江澤民並沒有同時辭去中央軍委主席職務，直到2005年才徹底完成「交班」。除此之外，退休之後的江澤民依然時常出現在媒體上，出席各種活動。歷史學者章立凡分析說：「中國政要跟西方政要的不同。雖然鄧小平廢止了終身制，但實際上鄧小平並沒有廢止老人幹政。江延續了這種老人幹政的傳統，整個胡錦濤時代都處於老人幹政的狀態之下。」
胡錦濤是中共第四代領導集體的核心人物，其任內的政治體制也被一些媒體稱作「胡溫體制」。胡錦濤在執政期內延續了鄧小平提出的「韜光養晦」政策，強調「不折騰」，以較為低調的姿態保證了中國經濟十年的快速上升，中國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是反對者批評胡溫政府在一些重大政治、經濟、社會、環境問題上採取迴避態度或者應對不力，給外界以十年不作為、擊鼓傳花的印象。有看法認為，「老人幹政」之下，「胡溫體制」實際上是「九龍治水，互不相讓」的寡頭體制，造成腐敗橫行、軍中權力被架空、政法委變成獨立王國的局面。2012年11月召開的中共十八大上，胡錦濤卸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和中共中央軍委主席的職務，由習近平接任。胡錦濤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首位一次交出所有權力的非終身制最高領導人。
溫家寶於2003至2013年間擔任國務院總理，是中共總書記胡錦濤主政下的重要領導成員。2013年3月，溫家寶卸任前夕，德國《法蘭克福匯報》發表的一篇文章評價他是「胡錦濤主政下最高領導層中唯一一個敢於提出政治改革的人。他曾間接表示，他可以想像，可以把中國村一級的選舉制度提升至縣和地區一級，可以允許更多民主。他也是將民主和自由稱為普世價值的唯一最高級別官員。但是，溫家寶在其10年任期中沒有做出過努力，讓設想成為現實」。《中國影帝溫家寶》的作者余傑認為，溫家寶任內「中國政治大幅退步，經濟上更造成國進民退」。2012年10月25日，美國《紐約時報》大篇幅刊發關於溫家寶的家族成員在溫家寶擔任領導崗位期間，藉機貪污了至少27億美元巨額財富的相關報導，引發各界轟動。
出生於1953年的習近平是中共元老習仲勳之子，也是首位擔任中國最高領導職務的「紅二代」成員。習近平上任之後，盡顯強人政治作風，與前兩任形成較大反差。針對黨內，習近平開展聲勢浩大的反腐運動，導致包括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在內的大批官員入獄。與此同時，政府對於社會的控制也變得更加嚴厲：媒體管束更為嚴格，民間維權運動遭到前所未有的打擊，對於新疆西藏以及香港等自治地區的政策也顯得更為強硬。與此同時，在對外政策方面，力推「一帶一路倡議」，旨在中國產品開闢新市場，同時也被視為北京拓展政治影響力的嘗試。
2018年，中國全國人大投票通過取消國家主席任期制，使得習近平有可能長期執政。許多評論認為，習近平本人的強勢風格以及圍繞他個人的形象宣傳，是毛澤東之後歷代中共領導人中最為突出的。
習在二十大也想組建這樣一個權力核心。現在的問題是，在他取得三連任，並且建立了一個以其親信為主的政治局後，會不會為了純潔黨的肌體，讓黨特別是高層死心塌地跟他走，也來發動一場類似的「延安整風運動」？
在明了這個問題前，先瞭解習有沒有明確的黨內對手，在權力人物中，誰構成對他的權力挑戰，以及他的思想和政治路線有沒有被推翻的可能。
前面講了，毛發起延安整風，他的真實動機是要清除以王明為代表的國際派路線在黨內的影響力，後者構成了對他權力和地位的衝擊和挑戰。毛雖然在紅軍敗退到陝北後掌握了黨和紅軍的實際領導權，但他畢竟不是名義上的黨內一把手，那時其他山頭對他的領導能力還有疑問，不是那麼服氣。其中王明借著共產國際代表的身份加上背後有莫斯科撐腰，還有當時中共高層對莫斯科的盲從，對毛發起了權力挑戰。不將王明以及以他為代表的思想路線清理出黨的隊伍，毛的權威就建立不起來，所以從毛的角度說，王明必須打倒。但毛的高明之處在於，他一步步來，請君入甕，先在黨內搞學習運動，再深入中共歷次路線問題的討論，讓黨內清楚誰才是正確路線的代表，從而不但從組織也從思想和政治路線上徹底醜化王明，這樣組織人事問題自然得以解決。
習在過去十年似乎沒有像王明這樣的明確的黨內對手。李克強不是，王岐山更不是。在他上台後的三年裡，他的政治路線搖擺不定，以李為代表的改開派在一段時間內佔了上峰，但很快習在十八屆五中全會就取得了黨內核心地位。儘管他在黨內也發起了政治運動，特別在十九大之後，在縣處級以上領導幹部中推進黨史學習教育運動，可不再借學習教育來整人，而是通過政治建設在黨內立規，維護核心地位；同時通過反腐來震懾政敵。這新的兩手尤其政治建設是習在新的時期的一大發明創造。現實證明，它們也非常厲害，效果不亞於毛的整風。故十九大後，習在權力班子裡已經沒有對手了。
這次二十大，習將李克強汪洋胡春華乾脆全部趕出，讓改開派和團派的勢力在黨內高層徹底斷根，組建一個清一色的戰鬥班子和權力核心，他的思想和政治路線也大獲全勝。從這個角度說，習沒有動機和動力再發起一場大規模的整風運動。
儘管不大可能再有激烈人事鬥爭，但當內外環境吃緊時，為了強化全黨特別是領導幹部的鬥爭意志，不排除他會以加強學習之名，在全黨推行思想淨化運動。
鄧聿文為政治評論員，獨立學者，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兼中國戰略分析雜誌共同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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