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日前表決通過了《反外國制裁法》，儘管去年就有專家和人大代表呼籲中國制定此類法律反制西方，但該法在出台前沒有公開討論，外界也未知它何時進行一讀，二讀即通過和發布，而中國的立法程序通常規定要三讀才成為法律，這種匆忙出台的情形，反映了這部法律背負著某種特殊「使命」——很可能是要趕在G7會前釋放一種威懾效果，以免G7會議在美國的施壓下達成新的對中國的制裁。

此前，G7多國和歐盟等已就新疆的強迫勞動和香港問題對中國的企業和個人，包括14個負責制定法律的位於國家領導人之列的全國人大副委員長以及香港特首等進行了制裁。而北京也對相關國家進行了反制裁。此次G7會議中國是那個不在場的主角，拜登在出發前就「揚言」G7會議的主題實際只有一個，即討論如何對付中國。假如G7會議同意對中國的企業和個人出台新的制裁，無疑是此前制裁的升級版，因為它表明西方7個最強大的國家的共同抗中意志，這會令北京更加頭疼，所以有必要做預防動作。不舉行三讀，在G7會議前夕通過《反外國制裁法》，意在影響分化德法等抗中意願不如美日英強烈的國家，因考慮中國反制的成本而放棄附和美國出台製裁措施。

美中關係回不到川普之前了。拜登上台5個月來的表現，讓北京打消了對他在反華上有所緩和的幻想。既然美中關係好不起來，北京也就要動用一切可用的手段和工具，去抵制美國和西方對中國的圍堵。法律當然不能缺席，用「法律的武器」去反制西方制裁特別是美國的「長臂管轄」，從而為中國的行動提供法律的正當性，至少習近平是這麼想的。

對抗精神底色不變

5月31日，中共政治局舉行了第30次集體學習，研究加強中國國際傳播能力的建設問題，習近平要取得和中國的國力和地位相配備的國際話語權。他在講話中強調要講好中國故事，傳播中國聲音，展示真實、立體、多面的中國，塑造可信、可愛、可敬的中國形象。很多人包括部分海外輿論據此認為習終於意識到中共的「戰狼外交」在國際上四處碰壁，要降低或者改變宣傳調子，「戰狼外交」或許會收斂，雖然西媒也認為，中共即使這樣做西方也不會再相信。然而，這很可能是對此次政治局集體學習的錯誤解讀。習的講好可愛中國並不代表他就要改變當下宣傳和外交中的對抗主基調，某些方面或許會調整，但整體基調和風格不會改變。

習近平確實對中國的外宣和外交有些不滿，可這種不滿不是因為外宣和外交部門擺出的「戰狼」姿態，不是他們的語言和行動太富有對抗性，因為這種對抗不是他們所能決定的，他們只是執行者；習不滿的是，這些具體執行他的對抗政策的人，沒有達到他希望的對抗效果。換言之，他不滿的不是對抗政策本身，而是如何用一種更好的形式去實行他的對抗政策，實現對抗目標。

在習看來，中國如今已成世界第二強權，可缺乏應有的國際話語權，這讓中國在同美國和西方的對抗中很被動，形象和利益受損。他要急於改變此種狀況。他也許不明白的是，中國投入那麼多資源和財力用於外宣和外交，為什麼國家形象和中共形象不但未有改觀，反而進一步在國際社會被「妖魔化」？習不會認為這是中共的制度和他本人的政策、做法有問題。他向來自信，認為在他領導下，中國政通人和，百業繁盛，人民由衷擁護中共，中國也不去欺負別人，不過是爭取自己應有的權益，怎麼就威脅了美國和西方的利益，成為西方媒體眼中的「惡霸」？他想不通這點，因此除了把它歸咎於西方有意「妖魔化」中國和中共外，一定是中國的外宣和外交沒有做好，沒有用一種恰當的形式去表現中共的制度優勢，講好中國的故事。

如何來證實這是他的想法？張維為。若習真有意放棄「戰狼」外交和外宣，降低對抗程度，就會選擇一個色彩相對柔和的鴿派學者在集體學習主講。張是懂得西方的宣傳手法，也經常用這套手法在國際社會宣傳中共的主張，取得了他宣稱的「勝利」，幫助中共部分實現了用老套的八股式宣傳達不到的效果。然而，此人本質上是個投機的「鷹派」學者。用他的話講，如果別人提出一個挑釁問題，你不敢接招，不敢交鋒，你就輸了，你代表的國家也就輸了。這樣一個人教導一眾政治局高官在國際社會如何講好中國故事，取得國際話語權，會是什麼結果？故要張主講，其導向性非常明顯，即用張所掌握的現代的傳播技巧和語言去包裝和推銷中國，但對抗的精神底色沒有改變，不過是在對外宣傳和外交中如何更巧妙地做到敢於鬥爭善於鬥爭罷了。

為中美對抗升級做準備

《反外國制裁法》更清晰地表達了習不打算降低對抗的調門，更別提放棄對抗。雖然美國、歐盟乃至俄羅斯等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早已制定形式各異但內容相近的「阻斷立法」，對他國不友好、歧視性措施進行反制，就此而言，北京出台這部法律未必給人一種「了不得」的感覺，然而，假如習有意緩和同美僵硬關係，降低西方對中國威脅的指責，該法在此時匆忙出台的必要性就要打個問號。

去年10月北京已經發布了修改後的《出口管製法》，去年9月和今年1月商務部又先後發布了《不可靠實體清單規定》和《阻斷外國法律與措施不當域外適用辦法》。今年以來，北京也多次宣佈對美歐英加等有關人員和實體實施制裁。儘管政府的行政措施其法律效應比不上一般法律，但這些措施和行動已經足以表明中國對美國和它的西方盟友的對抗決心，讓西方看到了北京進行反制的所謂「意志」。假如習只是要宣示北京的立場，應該已經達到了目的。

《反外國制裁法》雖加強了對美國和西方國家的威懾力度，可無疑也會招來它們的敵意，西方特別是美國不會因為該法律的出台以後就不制裁中國了，相反，有可能激怒美國的鷹派動用更多力量和資源去對抗中國。北京在推出這部法律時，不可能沒考慮這個後果，明知此後果而不等三讀就通過，只能認為或者假設習近平已經做好了因這部法律的出台而導致中美對抗升級的準備。

鄧聿文為政治評論員，獨立學者，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兼中國戰略分析雜誌共同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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