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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座評論:習近平的政治——可知與未知

2022年10月25日

政治學者鄧聿文指出,從二十大政治局常委的安排來看,習對權力的一意孤行遠超外界的認知。這告訴人們,對習政權不要有任何天真的想法。對不可預測的事情不做預測,在可預測的事情上找出破解極權的法則,或許是反對派的一個新任務。

10月23日中午,習近平率新一屆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與中外記者見面
10月23日中午,習近平率新一屆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與中外記者見面圖片來源: Ng Han Guan/AP/dpa/picture alliance

(德國之聲中文網)最近幾月,外界猜謎般的對中共二十大高層人事和政策的預測宛如智力測驗,對照現在已經揭曉的謎底,不妨來探討哪些預測接近事實,哪些預測跟事實差距較大,從而讓人們可以更好地去識別習近平治下的中共這頭專制「怪獸」,找到破解它的方法。

應該承認,習對高層保密的要求比江胡時期嚴得多。後者如果有重要的人事任命和推出政策,往往在未公佈前就已經被人在海外放消息洩露。也許是接受這個教訓,習特別重視高層的保密工作,不但制定和完善相關的保密法規,而且背後有嚴密的監控,致使知曉消息的高層官員不敢輕易對外透露。過去幾年一些重大政策和人事公佈前,外界沒覺察一點訊息。本次黨代會關於路線和人事,會前也是密不透風,這就無疑增加了人們判斷二十大的難度。過去幾月圍繞習近平的去留問題之所以多次出現各種謠傳和爭執,與此有莫大關係。

儘管如此,對二十大的人事和政策也不完全是瞎子摸象。就筆者個人來說,習近平政治報告的內容特別是主題,以及中共黨章的修改,基本上在預估範圍內,沒有超出預料。至少在8月底,我就認為,以中國式現代化推進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並據此做出具體部署,會是二十大的政治路線;二十大報告還會對共同富裕和全過程民主作出論述,並在收入分配體制和結構方面作出安排;在對外關係上,會重點論述習的人類命運共同體這個概念。關於黨章的修改,我認為只是把習十九大以來形成的諸如「四個自信」、「兩個確立」之類的所謂新思想新論斷、以及中共百年歷史經驗等寫入黨章,不會在黨章裡要改變黨的領導結構,把總書記改成黨主席制。現在這些都已成事實。

然而,對於政治局常委的預測,筆者有很大失誤。9月初,我曾認為二十大常委將由習近平、李克強、汪洋、王滬寧、趙樂際、丁薛祥和胡春華組成;在大會舉行前夕,根據十四大到十九大主席團秘書長和副秘書長、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主任和副主任的組成人選,以及當選常委的某種規律性,像做股票的技術分析一樣,推斷習近平、李克強、汪洋、王滬寧、丁薛祥、陳希和胡春華將入常。雖然我也感覺習可能會讓十九屆除他之外的常委全部下,換上他的親信接任,但認為這是一個對習未必有利的小概率事件。

路線可料 人事難測

在上面兩個預測中,筆者雖然認為習總體上會保留黨內「七上八下」的上位規矩,但在某些領域和系統如外交,在無合適人選的情況下,也會局部打破;另外,在新增加的入常名額只有兩個情況下,上海市委書記李強原本是有機會的,可上海封城造成的國內外惡劣影響讓他喪失了這個機會,就更不用講做總理了。不但我是這麼想的,多數人也都如此考慮。我曾跟體制內幾個一定級別的朋友交流,他們也認為上海封城阻斷了李強的入常路,而且汪洋做總理符合習的利益。

從筆者瞭解到的情形看,對二十大常委的預測只有極少數預見到現在這種狀況。一些人雖然認為習家軍會全部上位,但在具體人選上,還是有很大分歧。現在的狀況是不算習,保留了兩個上屆常委,形式上,習沒有完全破除「七上八下」規矩,然而,從王和趙在新一屆政治局所能起到的作用以及習的親信掌控關鍵職位看,習實際是破了該規矩。我曾撰文說,習會在二十大上建立絕對權力控制體系,他的人馬佔政治局成員的比例至少達六成以上,二十大政治局和常委會此種人事安排,驗證了我這個判斷。

為什麼對二十大的政治路線,報告內容和黨章修改能夠做到預測大致不差,而對政治局常委會人事的判斷卻有很大出入,後者的失誤在觀察者中幾乎是一個普遍性現象?我在思考這一問題。原因可能出在:對前者的預測有跡可循,只要注意習的講話、文章、視察、中共的重要文獻以及官方宣傳口和理論界的宣傳重點,大致可判斷和推測出習所做的政治報告的內容和主題。但是,人事問題要複雜得多,不僅要根據任務政策和路線來安排人,且要考慮潛在候選人和習個人的親疏關係,以及本人的意願等諸多因素;此外,某個時期的突發事故和社會輿論亦有可能會影響原來的安排。

關於中國式現代化這個二十大的政治路線,習在去年十九屆五中全會的講話就談到過,雖然他是在經濟發展新格局這個主題下涉及該問題的。當時沒有引起外界關注很正常,因為習的新提法時不時冒出。從時間看,那時距二十大還有一年。但是,當7月官方召開專門針對二十大的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專題研討班,習在開班式的講話中再次提到中國式現代化,官媒對此重點報導,人民日報還以評論員名義配發評論,大概就可確定二十大報告的主題和政治路線會是它。因為7月的這個專題研討班實際是在高級幹部中對開好二十大進行政治動員,提前打預防針,這就需要將二十大的主題和路線透露給這些官員。一時間,官方學者對中國式現代化的命題也進行各種論證,成為學界研究的熱點。

可是,政治局常委的組成由於高層保密工作做得好,外界能夠看到的有用訊息非常少,海外自媒體上的各種人事安排,雖然有些自稱有人爆料,但可靠性差。在此狀況下,只能根據常識和經驗去判斷預測。例如對於爭議很大的李強,假如他能入常特別是接任總理,上海民眾會不會生氣?在入常名額有限下,習的其他親信會不會有意見?即使對習而言,他也要顧忌李強入常的社會輿論的不好影響,特別是上海市民的感受。再如對汪洋,普遍認為他比另一個競爭對手胡春華更有可能接任總理,因為以他的資歷能力和某種與改革派的聯繫,他接任總理能改善外界對習政權的印象,而且他也不可能去挑戰習的權力,因此即便從習的角度說,總體也是有利的。

被顛覆的經驗和常識

但是現在,這些經驗和常識都因新的常委格局而被顛覆,這就需要外界對習的政治進行某種程度的重新認識。共產黨常說一句話,政治路線確定後,幹部就是決定性因素。這話雖然強調的是干部的重要,但它是建立在政治路線已經明了的前提下的,可以這樣說,不同的路線和政策決定挑選什麼樣的幹部。

習把中國式現代化作為二十大後中共的歷史使命和中心任務,並且預期未來要經受「風高浪急」和「驚濤駭浪」的考驗,強調黨必須有鬥爭精神,那麼要實現這個目標任務,為人類開闢第二條現代化道路,大概在他看來,就必須組成一個完全聽自己號令,有鬥爭精神和意志的領導班子,李和汪雖然可能已經臣服了習,對他構不成挑戰,而且在某種特殊時刻,還有可能為他留下的爛攤子善後,但他倆畢竟被認為屬於自由派,理念與他不同,不會完全聽命於他,他的想法和意志在高層就可能會受到某種阻礙,這當然不利於目標的達成,所以他要在新的政治局由自己人馬全面控制,尤其總理一職由自己的親信擔任後才完全放心。

是否有可能7月以來不斷傳播的「習下李上」傳言,使得習形成了對李的某種成見,加之李在這段時期也表現出和習的某種不同調,從而導致習原本有要李留任的想法,現在也乾脆讓他裸退?應該不排除。而如果要李下,不能只要他一人下,順便讓和李有同一色彩的汪也一塊退。

獨裁政權的黑箱政治作業,外界或許永遠搞不清這背後的真實原因。可從二十大常委的安排,特別是胡春華未能進入政治局看,習對權力的一意孤行遠超外界的認知。這告訴人們,對習政權不要有任何天真的想法。對不可預測的事情不做預測,在可預測的事情上找出破解極權的法則,或許是反對派的一個新任務。

鄧聿文為政治評論員,獨立學者,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兼中國戰略分析雜誌共同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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