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一帶一路的「初心」是為瞭解決中國的產品過剩（鋼鐵、水泥等等），同時也是為了讓中國的外匯儲備通過借貸得到更有效的運用。最後，一帶一路本來設計的最終目標是富裕的歐洲，即把更多的產品向歐洲傾銷。 這是中國重商主義的表現。 但隨著時間推移，一帶一路確實成了習近平想作為一個雄心壯志的「世界領袖」 一個很好的平台，儘管這個本來也許並不是他的本意。

現在回過頭來看，解決鋼鐵、水泥的過剩，似乎是達到目的了。同時，中國從以前的受援國，變成了援助國，甚至債主。據中國官方本月公佈的數字，「一帶一路」參與國家欠中國進出口銀行的債務已達3000多億美元。這造成了很多國家還不起債，以至於產生一系列問題和糾紛。 而最終目標（即往歐洲和富有國家傾銷產品）並沒有像以往想像的那樣得到實現，儘管確實也建起了中國各地通往歐洲的貨運鐵路。 

北京的「創新」

在一帶一路的實踐中，有一點是肯定的，即隨著時間的推移，本來的經濟考量越來越讓位於更多的政治權衡。以致於到了有些國企本來並不想在某些國家（如白俄羅斯）參與一帶一路的項目，卻也被迫違背意願、也違背市場規律，參與了。10年來，大大小小的項目有1000多項，而不少受惠國利用帶路項目產生了新的腐敗。中國巴基斯坦經濟走廊，是習近平欽定的重點的重點，相關的投資超過一千多億美元。2018-2022年期間，巴前總理伊姆蘭-汗任下內閣提出有關中巴經濟走廊項目腐敗指控，不少項目陷入困境。 以致於在一帶一路十周年時，當年如此宏偉的敘述，中方大宣似乎已經難以掛齒。 總之，十年來，「一帶一路」倡議已投入超4兆美元（中國白皮書說法是2400億美元）。但前期的帶路大項目，並沒有給中國的經濟帶來太多的實際惠利。

2017年中美貿易戰開始後，一帶一路開始被蒙上了地域政治的色彩。 而過了十年後的今天，更是成了習近平建立一個新的國際秩序的重要工具。用習近平的話說，一帶一路」是通往全球新秩序之路。習近平這次在一帶一路峰會中體現出來那種自信，說明他對現有的一帶一路的項目給他在南方各國，在歐洲的匈牙利、塞爾維亞以及俄羅斯帶來的光圈感到滿意。他的數項全球倡議 （ 「全球發展倡議」（Global Development Initiative）、「全球安全倡議」（Global Security Initiative）和「全球文明倡議」（Global Civilization Initiative））， 就是他的新秩序設想的體現。 

不管是中國一千多個項目中出現了多少腐敗現象和負債國家以及豆腐工程或者是非綠色工程，一帶一路畢竟也是中國的一個創新。北京確實打破了以往的西方世界對發展中國家援助項目的框架，力圖引入一個不同的方式，來滿足缺資金、缺基建、缺人才的國家現代化的需求。在項目實施中，時常體現中國政府統一快速協調、資源調配。當華為在一個幫助一些非洲國家建立電訊網的時候，儘管那些國家沒有經濟能力支付，但中國政府很快幫助他們通過農產品出口到中國，來支付華為的項目。這在西方那裡是不可想像的。應該承認，這種非正統的做法確實為腐敗提供了漏洞，但這也成了中國對不少國家的吸引力。 

調整並非以往項目完全失敗

當然，北京並沒有死守一開始那些做法。實際上，早在2017年的中國的第二次一帶一路峰會上，中國已經感到自己財力力不從心，所以已經改變其做法。有統計顯示，中國在一帶一路框架下的基建活動與2018年相比減少了40%。中國2021和2022年對非洲的借貸低於20億美元，創20年新低。

今年的第三屆峰會，習近平則更明確地表明，中國將為「一帶一路」再注資千億美元。但是， 一帶一路合作將從「大寫意」進入「工筆畫」階段，從硬聯通擴展到軟聯通，實施1000個惠民生、小而美的項目將成為新常態。但地域政治的槓桿依然存在：地緣政治對抗性越強的地方，中國越不可能放棄或剔除已經簽屬一帶一路協議的國家，因為它們都是戰略統戰的對象，北京願意付出成本。

但西方不少觀察家卻把中國在項目規模上的改變一概評價成以往項目失敗，那也有所欠缺。 實際上，從北京的角度來看，成功與失敗不僅僅是一筆經濟賬，而是一個長遠的、全方位的算計。而後一種做法，在一個以市場經濟為主體的國家，是不可能操作的。 以寮國為例，寮國參與中國的一帶一路，總計將背負超過14億美元的債務。而該國的GDP不足200億美元。寮國自己無法支付債務， 但北京考慮的不是短時期的收入，而是長期對其掌控。中國在寮國投資的同時，為寮國培養了很多專業幹部，邀請他們在中國的大學獲得學位。而在這裡的考量就是，只要這些人今後在寮國政府要門工作，他們對北京的報答肯定會實現。 

當然應該承認，習近平以前認定的旗艦項目，諸如中巴經濟走廊，是一個典型敗筆。 好在像中國是一個百姓無法指定國家領袖對丟失的大筆資金負責的制度，所以習近平不必擔心受到指責，當然，在紅二代、老領導那裡不免有人背底議論，表示不滿。 

西方有點落伍了

從全球的發展來看，這幾年是全球的南方國家缺少資本和技術的時期。而中國在這個時候用一帶一路項目出現在那裡，對他們來說是件好事，儘管現在很多國家還不知道，中國不會再像以前那樣如此大方了， 但中國確實不僅在少量的資金方面， 而且在產品方面，給他們的現代化提供機會。這裡不管是中國的北斗導航體系，還是華為的電訊，還是在清潔能源、人工智慧方面。目前的西方似乎是在跟著中國已經走過的路繼續走 （即提倡基建）。而中國已經在各大洲耕耘自己的新的行業 ——即上面提到的幾個行業。

西方應該意識到，近十年來，他們在跟中國競爭中有點落伍了。所以，不管是美國的拜登還是歐盟，都在試圖利用自己設計的項目，跟中國競爭。比如推出了「全球基礎設施合作夥伴關係」 (PGI)」，同時美國與歐盟決定協助非洲國家建造一條跨國鐵路。 這對渴望現代化的南方各國來說是一個很好的機遇。 

但是否能很好地利用這種機遇，取決於接受國的政府是否廉潔。更取決於這個國家是否真正有把自己的國家在短時間內現代化的雄心，以及是否有利用好這種機遇的智慧。

印度尼西亞在這方面也許是個值得觀察的案例。印尼當初就是不僅僅滿足於得到外資，而是千方百計從他們那裡獲得技術。 印尼看準了中國在東南亞創立榜樣的心切，同時自己也急切地早日實現現代化，但又不願意成為一個負債國，於是，跟中方達成如此的協議， 即在接受一帶一路的項目中，以高科技為基準，並要中方實現相當一部分的技術轉移，培養人才。同時，不接受政府跟政府間的貸款。 但即便如此努力，印尼也可能面臨「債務陷阱」 。印尼現在成了東南亞第一個引入中國高鐵的國家，但人們都知道，該項目30年內無法盈利。而印尼的電訊行業已對華為產生了極度的依賴。 從印尼和中國博弈的視角來說，這個國家就處在80、90年代的中國那樣的階段。

總之，十年的一帶一路為世界政治、經濟無論是正面還是負面的，帶來不少變化。而這種變化以體現在中國把自己的威權統治、威權的文化、現代化的工業產品和技術跟接受國那種不完全渴求民主、自由，但又有急迫的現代化需求的政治精英的結合。一帶一路並非兩種政治模式的簡單競爭，從經濟學角度來看， 中國的很多的實踐無疑是有意在挑戰西方的規矩。譬如，中國在非洲國家的債務重組問題上沒有採用IMF和巴黎俱樂部所常用的減記方式(haircut),而是堅持按自己的慣例延展還款期或降低利息。所有這一切，無疑是對那種按規章辦事、習慣於90年代那種世界政治的西方國家難以接受。 在不少國家都夢想著進入現代化的時刻，就看是哪方能給它們帶來真正的幫助。 

本文作者張俊華為徳籍華人政治學者，在德國生活三十餘年。他曾就讀於德國法蘭克福大學，並獲得哲學博士學位。此後曾執教於柏林自由大學等高校。現為法國Ecole Universitaire de Management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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