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若問香港的新聞自由狀況，看看記協做的業界及市民評分可知一二，那個評分就像是「新聞自由清零」一樣的慘烈。

以前香港的新聞業界可說是華文世界的領頭羊，中國大陸沒有新聞、只有喉舌；台灣新聞自由奔放，但有時筆走偏鋒，車禍新聞家長裡短，沒了沒完。

時至今日，香港的新聞自由，餘下甚麼？

我理解的是，「在精選下的新聞有少許批評的自由」，甚麼意思？

政治話題完全就是禁區，最明顯例子便是721、831，反修例運動中最令香港人悲傷憤怒的日子，也是兩個懸而未決的大案。

作為正常的傳媒機構，每年這些日子都應該要設專題、做追蹤、訪問倖存者目擊證人，想方設法還原真相。

但今年的香港傳統媒體，除了報導721警方在元朗站外的最新行動情況，便不再有深入的專題討論，因為這已經是官方定了案的題目。

如果有一天，台灣媒體不能再回顧、探討228的歷史意義或者對政府的轉型正義做檢討，228就只變成一個假日，這樣的輿論環境，你能接受嗎？

自從香港電台的編導蔡玉玲追蹤721涉案人士的車牌號碼，結果反被警方控告提供錯誤資料調查車牌的「虛假陳述」罪名，官方強權介入阻止調查的態度也就昭然若揭。一般傳媒機構誰也不願去碰這個禁區。

還有一些大方向的政治題目，也是不容許異議聲音，例如「國民教育」的議題。例如校園要舉行升國旗比賽、引入愛國電影、校園圖書館下架政治不正確的書籍，凡此種種，再無異議，有的只是附和文章，訪問一些學生看完愛國電影如何「眼濕濕」(感動流淚)、如何表達「我和祖國心連心」的肉麻表白。

才不過在2012年，特區政府要引入「國民教育」，社會各界強力反對，媒體也是大篇幅批判監督，質疑背後動機。兩相對比，雲泥之別。

但在硬橋硬馬的政治大題目之外，香港傳媒仍有監督批評的空間。

最近香港放鬆了防疫措施，0+3上路，傳媒焦點都放在新官上場的醫務衛生局長盧寵茂身上，因為這位新貴之前是緊跟中央指示，要求動態清零，更豪言「與病毒共存只會共赴黃泉」。

於是當特區改變防疫方向，等於打臉盧寵茂，傳媒便要求他回應，某程度也是給這位官員相當大的尷尬，這仍然是允許範圍。

甚至，傳媒也可以自由報導此前香港防疫的嚴苛，令香港競爭倒退，被新加坡超車、影響經濟發展等等的內容。

如果和國內的輿論環境相比，你是不可能聽到有媒體質疑習總書記的「動態清零」拖垮中國經濟的聲音。

國安法下，香港傳媒也找到另一扇獨特的監察窗戶，便是「法庭版」。

反修例案後，法庭新聞變得非常重要。一方面是，每一宗法庭判刑的案件，都涉及重要公眾人物，譬如立法會47人案、蘋果日報的黎智英、主教陳日君，本身已是新聞焦點；再加上每一宗的控罪，都可能是歷史見證，譬如是否真的會判「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八個字違反國安法？所謂「煽動仇恨」具體的定義如何？黎智英會否交由內地審議？法庭新聞變作時代見證。

更重要的是，法庭上控辯雙方的交鋒，也可以突顯出控方的無理、荒謬、橫蠻。例如支聯會被控違反《國安法》的案件，被告之一、同時也是大律師的支聯會副主席鄒幸彤，便在法庭多次詰問控方的無理要求、讓公眾看到《國安法》下只有不公平的審訊、也在庭上多次慷慨陳詞，表達追求民主的訴求。在《國安法》嚴密看管下，本來很難出現這些訊息或者評論內容，但在法庭新聞的大背景下，這些內容便可以正大光明的呈現公眾，而又不會觸碰紅線，因為一切只是把法庭內容如實報導矣。但公義和真相，就在法庭的陳詞中，悄悄公諸於世。

政權也有防範，一度禁止傳媒報導《國安法》下的案件詳情，後來被法庭推翻，這也是體現了香港新聞自由的攻防戰。

中國的法庭為何都沒有公開庭審？為何異見人士的審判，都是閉門進行？就是害怕讓公眾知道黑暗野蠻的真相。

所以，「法庭版」成為新聞界的突破口，不甘做喉舌的傳媒會詳細記述法庭新聞，相反那些配合維穩唱好主旋律的傳媒，便只會粗略帶過。香港也出現專門報導「法庭新聞」的網絡媒體，在寒冰中頑強生存，絕不投降。

總結﹕和中國大陸相比，政權對香港新聞自由的打壓仍未「合攏圍堵」，在特定政治話題外，仍有不少縫隙可以遊走；留在香港的媒體工作者，也不甘坐以待斃，爭取在僅有空間下發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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