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舊用實用主義來治標不治本

德國著名政治學者、中國問題專家桑德施奈德不久前在德國之聲做報告時稱，經典的現代化理論不能解釋中國過去三十年的發展模式，他只能用"實用主義"這一詞來概括中國威權統治者的發展戰略。

中國青年政治學學者吳強博士也在分析富士康事件更深層的政治與社會意義時，認為中國政府同樣會採取實用主義的安撫政策，而不是從體制深層進行根本性路線調整。他說："現在在全國都注意到富士康之後，會有一些實用主義的推出政策，例如薪水保障法規層次，會採取性技術性的疏通政策，甚至不排除政府高層會對勞工進行一些民粹主義的安撫。"

實用主義以有意忽視和迴避更棘手的問題、矛盾和長遠利益為代價，來換取一時的利益和成果，其危機管理策略是典型的"眼睛一閉，硬闖過去"。經濟學常識告訴人們，經濟增長是有周期性的，中國經濟不會總是以兩位數左右的速度增長，而當政者把合法性和社會穩定的寶壓在"保八"上，對經濟發展停滯或衰退可能產生的社會後果，看不出有任何準備。中國社會的貧富兩極分化也早就是不爭的事實，但是中國的精英階層抱著儌倖的心理，認為在GDP中只分得極小部分的大眾會以無限的耐心和忍隱，來認可這是一個"和諧社會"。

中國發展模式中缺乏人本的因素

殞落在富士康的年輕人用鮮血和生命給中國作為"世界工廠"的發展模式打上了一個大大的問號。吳強博士指出，早在全球經濟危機發生前，中國的學界和官方其實都開始對"世界工廠"模式進行反思，例如政府在勞動法上的改革以及汪洋在廣東提出的"騰籠換鳥 "。但是中國經濟的復甦速度讓中國人又盲目樂觀起來，忘記了對發展模式進行根本性的反思與質疑。"像富士康這樣的企業，顯然不是'騰籠換鳥'的目標。騰籠換鳥'針對的是比富士康更糟糕的、小規模的、本土的私營經濟，而不是像以台資為主的、服務於全球化的世界工廠模式中作為一個重要環節的生產體系。"

中國官方與民間對經濟發展戰略的反思結果，主要體現在提出了"低碳經濟"和"綠色GDP"的說法，把環境與生態因素納入發展目標。富士康事件帶來的警示是，中國還需要的是"人本經濟"和"人均分配GDP"，將經濟活動種人的因素不只只是看成一個成本因素。吳強博士認為，中國總理溫家寶提出讓人民生活得更有尊嚴，至少反映出官方已經意識到這是中國社會的症結：

"溫家寶提出這樣帶有民粹主義色彩的訴求，是一個值得肯定的、正面的姿態。從中共高層和黨內發出這樣的聲音的確很難得。但是，這樣的姿態也是基於中國社會的高度分化和冷漠這一現實，是一種無奈的姿態。"

勞動和工作不能帶來尊嚴

在富士康的廠房裡，四十幾萬二十出頭的年輕人把人生最美好的時光消耗在單調乏味的裝配線上，而他們的勞動不能給他們以尊嚴，不能帶給勞動者足以設計人生發展的回報。這些被全球化的浪潮衝擊到深圳的年輕人，用最簡單的算術也能算出來，他們是沒有未來的。以深圳最優惠的每平米一萬元的房價計，拚命加班後平均月薪水能達到2000元的富士康生產線上的工人，即使衣食住行不花一分錢，也要用20年的勞動，才能換來一個區區50平米的住房。相信絕大部分在富士康每天要安裝數千個機殼的年輕人，用一年的積蓄也難以買得起一部象徵時尚生活的iPhone手機。

富士康只是中國社會的一個縮影，看不到未來的不只是流水線上的一線產業工人，廣大的城市白領階層也在巨大生存壓力下充滿受挫感，貧富分化的加劇更加刺激了這種心理挫折感。由於缺少機會均等和社會公正，有相當多的社會成員都是以犧牲健康和業餘時間為代價，靠賺取來加班費來提高收入水準。吳強說：

"增加加班時間變成工人增加收入的一個主要手段。大多數工人，在東莞也好，在崑山也好，不僅是工人，甚至都市白領階層，也都是以無限制的加班和在相當惡劣的條件下工作來維持個人與家庭的生計。出台的勞動法只是走出了一小步，而且還遇到了很大阻力。而勞動政策上基本上還是個空白，例如改變薪水收入在國民收入上的初次分配上，基本沒有做什麼。妨礙作出這種調整的困難有兩方面：一是中國對全球生產體系的依附關係，二是中國社會內部的勞動者政治地位的低下。目前這種政體之下，政治領導層是否做好了在這兩個問題上的改革準備，我個人表示懷疑。"

從消極維權到積極維權？

如果富士康的青年工人以生命的絕響表達出個人對生活的絕望，那麼佛山本田零配件廠的工人則不再甘心接受只能維持溫飽的收入。佛山罷工標誌著中國社會從"被動維權"走向"主動要權"，即從在權利受到侵犯時的防守式維權轉向積極提出權利要求的主動維權。

那麼，富士康事件和佛山罷工潮會不會成為催化劑，催生中國官方體制內的工會向真正意義上的維護勞動方權益組織轉型，或者民間自發組織的獨立工會？吳強博士分析認為："長期來看，什麼變化都有可能。但是在可預見的未來，在目前僵化的體制下，我看不出中國龐大的官方工會有進行實質性轉型的可能。在目前這種政治與資本結盟的體制中，獨立工會是沒有空間的。"

沒有階級聯盟就沒有力量推動政治改革

中國經濟穩步高速發展三十年的一個結果就是形成了所謂的富裕的中產階層，而中國的新興中產階層更多的是只具有統計意義的社會群體，很難看出他們有共同的政治利益和在現行體制外追求政治權利的願望。他們幾乎不可能成為中國政治改革的階級載體，因為他們對其它處境遠遠不如他們的廣大社會成員漠不關心，或者說只停留在缺乏實際行動的精神生活層面上的關注，例如用小眾的話劇來展現大眾的疾苦。這也是吳強博士對在中短期內中國政治生態發生巨變的可能性持悲觀態度的原因：

"中國社會的各個階級，包括在整個社會階級結構中比重仍很微弱的中產階級，它們的分化趨勢越來越明顯，相互的隔閡和距離越來越大。各個階層都在為保障或維系他們的生活水準而苦苦掙扎，每個階級的自我再生產都非常困難。中國社會各階層是處於被分而治之的孤立狀態，看不到出現階級聯盟的前景，因此也就看不到政治改革的前景。"

作者：瀟陽

責編：葉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