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三上午十時許，北京市文化市場行政執法總隊的執法人員來到北京益仁平中心，以涉嫌出版非法出版物為由，對該中心出版並免費分發的《反歧視通訊》進行了翻查和拍照。益仁平中心負責人陸軍和執法人員交涉，要求查找相關規定，但被執法人員拒絕。至中午12時許，執法人員扣押了該中心約一百份《反歧視通訊》，並要求負責人陸軍在出版物上簽字。

在執法人員執法間隙，益仁平中心對其中一名執法人員的證件有效性和執法總隊製作的扣押清單中的物品數額提出了質疑，並向派出所提出多次交涉無效。最終，執法人員於當天傍晚帶著92份《反歧視通訊》離開了益仁平中心。

記者瀏覽了益仁平中心在網上發表的一些《反歧視通訊》的文章選摘和發布通告，其中包括反對就業中的性別歧視、對乙肝患者和乙肝病毒攜帶者的歧視以及社會上對愛滋病患者的歧視等方面的內容，主要是為相關人群利用法律途徑維護自己權益提供一些幫助。但是，這份《反歧視通訊》沒有經過正式申請獲得準印證也是事實。該中心負責人對媒體記者表示，政府機構事先沒有告知他們需要申請和備案。

此次的益仁平事件和不久前"公盟"被取締的案例，體現了中國民間組織面臨的艱難處境。從事中國公民社會和非政府組織研究的學者吳強博士表示，中國的非政府組織大概有幾種，包括非營利性的民間組織，未經正式申請而存在的自發性組織，以合夥人企業身份存在的非政府組織，還有一些原本是官方的事業單位轉型而成的組織，也自稱是非政府組織。除去這些半官方的組織之外，中國目前存在的民間組織面臨著和公盟、益仁平相同的問題。他說："他們隨時可能會被查抄，被追查稅務方面的問題，被追查實際營運狀況和原本登記目標不符的問題，包括這次益仁平遇到的非法出版物的問題。實際上，公盟也好，益仁平也好，他們恰恰表明了中國非政府組織生存的瓶頸。在目前中國的政治體制之下，非政府組織的生存空間是非常小的。"

吳強博士介紹，中國在相關法律方面有很多嚴格限制，在這種情況下，要想自發成立一個非政府組織，並且按照非營利性組織註册、按照非政府組織方式來營運，並且得到國際社會的承認是非常困難的。他認為，中國的民間組織要想改善生存條件，僅僅希冀於一些政策上的調整是不行的。"認識上的障礙其實是更主要的障礙。而且很多執法部門和行政部門在對非政府組織存在很多認識上的誤區和偏差。僅僅有一些政策調整是不夠的，因為它涉及到大量的現有行政法規調整問題。"

吳強博士表示，雖然學術界這些年也在對非政府組織進行研究，也在作一些相關的努力，但是要想改變立法機構、行政執法部門和大眾的認識是很困難的。尤其是工商、稅務、社團管理等行政部門，擁有相當大的行政執法權。換句話說，隨便一家非政府組織，只要嚴格按照現有的法律法規來查處的話，都能查出問題。無論是公盟，還是益仁平中心，都是通過法律的途徑來幫助化解社會矛盾衝突的組織，他說："像益仁平，他們致力於反歧視，特別是對乙肝患者和病毒攜帶者的權益伸張，這都是通過合法的途徑來化解潛在的社會衝突，幫助社會實現穩定。從這個效果來看，如果對它們進行行政取締的話，那其實是往社會穩定反方向發展。"

作者：雨涵

責編：謝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