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歡迎來到德國 Jimmy！Brainless這個名字背後有著怎樣的想法？
Jimmy：首先現實層面上，Jimmy這個名字對我來說是一種「保護」。你可以頂著一個名字做你想做的事而不必擔心之後從事完全不相關事務時被人一眼認出來。其次是因為書裡涉及不少政治議題，我也不希望因為我寫了這些內容，而讓任何人陷入麻煩。
Brainless則是「打破期待框架」。太多人說：「我最聰明、最優秀、最厲害，來買我的東西，選我。」於是我反而覺得，反其道而行之就會很有意思。我叫「沒腦子」，這種顛覆感讓讀者浮想聯翩：這人真像他名字說的那樣「沒腦子」嗎？
還有一個原因也很重要：名字往往會立刻帶來標籤和歸類。比如，「穆勒」，人們會聯想 「德國人寫台灣歷史」；大家馬上就會帶著既定立場去閱讀。 而Brainless就像一個「幽靈」，你不知道它背後到底是誰。這種不確定性，我覺得很有意思。
德國之聲：這本書的主人公的兩位祖父分別在台灣和奧地利生活，不同的文化和時代背景。恰好你也是在兩地生活過，哪裡對你的影響更大呢？
Jimmy：其實主要是在奧地利長大，但我經常回台灣。正因為我在奧地利待得太久，很多事情都變得理所當然；反而在台灣，一切都讓我覺得「哇，原來是這樣做的」。
在台灣，很多事情都像是例外狀態，每一件事背後都有故事。我會不停地問：為什麼要這樣？為什麼這一天不能做某件事？我覺得在台灣，有太多故事，也有太多行為背後的原因，是我至今還沒有完全理解、學習完的。
我的思維方式確實是非常受歐洲影響的，這一點我在台灣的時候也能明顯感覺到。 比如儒家思想。你問我喜不喜歡？我會意識到：我其實並不太符合那一套。像是對父母的「孝道」期待——孩子要給父母買房、要承擔很多照顧責任，有一整套「好孩子應該怎麼做」的標準，包括服從、結婚、生孩子、自我犧牲。
這些都非常「亞洲」。而我會覺得，這對我來說有點太過了。我是在奧地利長大的。當然，我對父母很好，但我心裡是有一條界線的。
Jimmy表示經常回台灣。在台灣，一切都讓他覺得「哇，原來是這樣做的」圖片來源： Tsai Hsin-Han/REUTERS 德國之聲：你對台灣「尋根」的興趣，是突然出現的嗎？還是一直都有？
Jimmy：我在兩種文化之間長大，有時會覺得既不完全屬於這裡，也不完全屬於那裡。而我發現，台灣似乎也在這種「介於兩者之間」的狀態中掙扎：與日本的關係——既複雜又微妙；與中國大陸的關係——充滿緊張局勢，以及來自中國方面的威脅。。這種「搖擺的身份」讓我想起自己。我在奧地利長大，卻受台灣家族影響很深，那種「來回被撕扯的感覺」，讓我對台灣的身份議題產生了強烈興趣。
德國之聲：說到「身份拉扯」，有明顯感受到的心態和思維方式的差異嗎？
Jimmy：我有個非常個人的經驗。如果你在台灣說：「我現在的工作不太喜歡，我覺得不舒服、不快樂。」你經常聽到的回應是：先顧生存吧，這份工作收入不錯；想想未來，撐一下就過去了；不要總是聽自己的情緒。在教育和職業選擇上。很多人選擇念一個自己其實並不感興趣的專業，只是因為成績夠好、符合社會期待。即使不快樂，也承受著來自家庭的壓力，至少要把這條路「好好走完」。
所以我感覺在台灣，人們更容易先接受一種社會角色？ 他們更少從「我自己想要什麼」出發，而是思考：我在社會中扮演什麼角色？別人會怎麼看我？於是往往重點落在學歷和頭銜上，而不是你真正做了什麼喜歡的事。在奧地利，我比較少看到有人明明不想讀，卻還是硬著頭皮讀一個專業。
中國如何利用宗教加大對台政治影響
This browser does not support the video element.
德國之聲：所以與家裡親戚交流成為了寫書的第一手資料？
Jimmy：我是從叔叔的故事開始的。他講的一些故事太離奇了，我覺得如果不把它們記錄下來實在可惜。後來我又和更多親戚聊起這些故事，發現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版本、不同的角度。於是我開始更系統地採訪。問題越來越多，視角也越來越多。我覺得這種視角的差異非常迷人。我當時就覺得，太有意思了，如果我繼續問下去，問得越多，版本越多，還會引出更多新的故事，就像一個漩渦。
後來，我於是開始研究台灣的歷史，因為我發現自己其實對這些幾乎一無所知。我們家裡也從來沒有人主動談起這些。
比如我只知道外公會說日語，但從沒問過他為什麼會。直到後來瞭解歷史，才恍然大悟——那是因為殖民時期，他必須上學、被迫學習日語。 就這樣，我一點一點被帶進去了。就像拉著一根線，越拉牽出來的東西越多，也就有了更多想繼續拉的線。
德國之聲：採訪獲取故事的過程對你有什麼啟發？
Jimmy：我學到的一件事是：「感知永遠是主觀的。」同一個事件，不同人能講出完全不同的版本。所以重要的是：讓所有這些版本並存，而不是相互排斥。
其次我開始學著去分辨訊息的來源和緣由：比如某個人為什麼這樣說，是因為他政治上傾向國民黨？還是因為他成長於那樣的環境？所以這其實是一個持續的警醒過程。我必須謹慎地處理所有訊息，不能簡單化、不能一概而論。我要不斷權衡，這些訊息我該如何理解、該賦予它多大的權重。
2020年年初新冠疫情爆發之後，台海兩岸關係持續冰凍惡化。去年8月，時任美國眾議院議長的佩洛西訪問台灣之後，兩岸關係更是跌入谷底且一度「兵危戰凶」，官方的溝通與交流幾近停擺。國民黨的一些代表性人物過去幾年間先後訪問中國大陸，但他們往往被民進黨抨擊為「中國統戰的『棋子』」。
圖片來源： SAM YEH/AFP/GettyImages台灣前總統馬英九將於3月27日至4月7日前往中國大陸祭祖。總統府20日表示，已於當日收到馬英九的出訪申報，期盼「馬英九作為前任國家元首，此行能向對岸及世界展現符合國家利益與國民情感的作為，展現台灣民主自由的價值與兩岸交流對等尊嚴的立場」。民進黨方面批評馬英九以祭祖之名赴中，「但相關行程都配合中國統戰，這樣的規劃安排顯然沒有從國家及國民的立場思考，台灣民眾也無法接受中華民國卸任元首成為中共促統下的一枚棋子」。
台灣風傳媒引述匿名消息稱，馬英九此行主要是前往湖南祭祖，並不會前往北京，也未安排與中共總書記習近平進行「馬習二會」，政治效應可望大幅降低。但馬英九成為自中華民國政府遷台74年以來，首位訪問大陸的台灣卸任元首，「就兩岸關係而言，仍具莫大的歷史意義」。2015年11月7日，海峽兩岸最高領導人習近平和馬英九在新加坡舉行會面。這是海峽兩岸自1949年政治分立以來，雙方最高領導人的首次會晤。會中主要就和平的兩岸關係交換意見，雙方沒有簽署協議或發布共同聲明。
台灣《聯合報》20日的報導引述北京消息人士指出，中共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全國政協主席王滬寧可能在上海與馬英九會面，國台辦主任宋濤則預計在南京與馬英九會面。按上次國民黨副主席夏立言訪問模式，馬英九此次到訪的大陸各省市，當地中共「一把手」即省市委書記都將出面會見並宴請。儘管不會與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會面，但王滬寧、宋濤則可能分別在上海及南京與馬英九會面。
3月16日，台灣陸委會副主委梁文傑宣佈，3月25日起凡是台灣人及陸配皆可搭乘小三通及中轉航班，金廈航線每日1班調整為最多6班，金泉航線每周2班調整為3班；馬祖2條航線，由每周最多4班調整為14班。但如果陸籍人士所持證件為「金馬澎入出境許可證」，依據現有相關規定，仍不能中轉台灣。2020年2月10日起，為因應新冠疫情，台灣實施小三通「暫停措施」。
今年2月8日至17日台灣國民黨副主席夏立言率團訪問中國大陸。在北京停留期間，他與新上任的國台辦主任宋濤以及當時仍是「准全國政協主席」的王滬寧舉行了會面。香港媒體香港01發表的觀察評論文章指出，夏立言近半年內兩度訪陸，「獲見中共官員層級從副部級一下拉升至正國級，背後的意義恐不容小覷。……北京接待夏立言意欲透露的對台訊息，說明了此乃中共對台下一波行動的開端，中央或已定調將擴大規模與台灣各界精英交流溝通，甚至是『開展廣泛深入協商』」。
去年8月2日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在北京嚴厲警告聲中訪台，大陸解放軍當晚宣佈，從4日12時至7日12時在包圍台灣的六個海域空域展開軍事演訓行動，並組織實彈射擊。日本防衛省的報告指出，日方推定中國在4日下午陸續從內陸朝台灣方向發射9枚導彈，其中4枚飛越台灣本島上空。去年全年中國總共派遣了1727架次軍機進入台灣的防空識別區（ADIZ），數量近乎於2021年的兩倍。而且在佩洛西訪台之後，解放軍軍機不斷飛越海峽中線。
去年解放軍圍台軍演結束不久，國民黨副主席夏立言不顧台灣黨內外勸阻，率團前往中國大陸訪問。國民黨新聞稿提到，夏立言與張志軍兩人就中國軍演、農產品檢驗檢疫問題、ECFA早收清單、兩岸增加航點（恢復小三通）以及台商權益與投資保障等議題進行溝通。夏立言聲稱，已向中方反映台灣民眾對於中國軍方在台灣周邊海域連日軍演感到不滿與憂慮。台灣總統蔡英文在民進黨中執會表示，國民黨在這個時刻，仍執意前往中國，令人民失望；國民黨的做法，更是向國際社會傳遞錯誤的訊息。
2022年2月，國民黨前主席洪秀柱前往北京出席北京冬奧會開幕式，並與時任中國全國政協主席的汪洋舉行會談。汪洋在會談時稱「兩岸統一的歷史大勢任何勢力都阻擋不了」，洪秀柱則說要在「反獨促統」的目標上，加速推動「兩岸和平統一大業」。民進黨批評洪秀柱淪為中國統戰的「棋子」，國民黨立委則批評民進黨作為執政黨卻沒打算與中國接觸往來，改善緊繃的關係。
2020年9月，國民黨原本打算派出前立法院長王金平擔任代表團團長出席在廈門舉辦的第十二屆「海峽論壇」。但由於論壇舉辦前數日，中國大陸央視在社群網站的「央影片」 報導王金平將代表國民黨參加海峽論壇的消息時，打出「台海兵凶戰危，這人前來求和」的標題，引起台灣朝野一致不滿。國民黨宣佈取消以政黨形式參加海峽論壇，同時表示，在這樣的氣氛下國民黨還出團，可能會引起兩岸民意的衝撞。
德國之聲：故事越來越多，於是有了小說的構想？
Jimmy：後來我也慢慢意識到，這本書並不只是關於我自己家族的故事，而是逐漸變成了許多家庭共同的故事。
我和經歷過日本殖民時期、白色恐怖時期的見證者聊過，他們的經歷不斷加入進來，早已超出了我自己家庭的範圍。所以我很清楚，這不是一本「家族史」或「尋根記錄」，而是一部小說。
書裡寫的，其實是一種很多台灣家庭在那個時代都可能經歷過的家庭史——它從一個非常私人的層面，轉變成了一段公共的歷史。
德國之聲：家庭內部對比如「台灣的歸屬」有爭議嗎？
Jimmy：通常一談到政治，大家都會吵起來。但這是少數不會引發爭吵的話題。政治上來說，我覺得他們非常堅持台灣應當保持獨立，或者說維持現狀。當然，這也牽涉到一個很現實的問題：如果宣佈獨立，在國際政治上就會變得非常複雜，尤其是和中國之間的關係。 所以他們的立場是：有強烈的獨立意識，但也非常清楚這種獨立必須發生在什麼樣的現實框架之內，避免升級、避免衝突。
德國之聲：你母親當年為什麼會想從台灣飛到奧地利？或者說，是「逃離」台灣嗎？
我母親那一代，在學校裡曾經有軍官駐校，檢查頭髮剪得夠不夠短，手帕有沒有放在規定的口袋裡，制服合不合身，早上升旗時有沒有一起唱歌。 對我母親來說，那也是一種荒謬的經歷。那是一段她沒有親身參與政治選擇，卻被強加進生活的歷史。
像「反攻大陸」這樣的理念，是她學生時代非常核心的主題。作文裡永遠是：蔣介石一定會成功，我們會重新成為一個強大的國家。 那是一個童年時期被灌輸的宏大敘事，而孩子們心裡會想：這到底和我有什麼關係？
1949年，國民黨在國共內戰中失利敗退台灣，共產黨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從此海峽兩岸分治。在過去近70年裡，台海關係以及相關政策一直是全球矚目的焦點，也是北京最敏感的一個議題。
圖片來源： picture-alliance/dpa/EPA/Pool在國民黨退守台灣的頭30年裡，內戰氛圍濃厚，國共有數次小規模交戰。台灣方面高喊「反攻大陸」、「漢賊不兩立」，北京則要「解放台灣」，海峽兩岸呈現緊張、對峙局面。朝鮮戰爭爆發後，美國艦隊進入台灣海峽。1955年初，共產黨攻下一江山島，中華民國海軍在美軍協助下撤退，這被稱作「第一次台海危機」。中華民國政府的有效統治範圍從此退至台澎金馬，並延續至今。
《告台灣同胞書》至今共發表五次。第一次是在1950年，提出要完成解放台灣的任務。第二、第三和第四次均在1958年金門炮戰（也稱八二三炮戰）的背景下，要求台灣共同對付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團結一致對外。該炮戰（圖）也被稱作第二次台海危機。
最著名的《告台灣同胞書》則是1979年1月1日發表的第五版，其內容主要是商討結束兩岸軍事對峙狀態，並提出擴大兩岸交流。中共停止了從1958年開始對台灣諸島的炮擊，國共軍事衝突告一段落。該文被視為北京對台政策的轉變。
同樣在1979年1月1日，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圖為時任美國總統卡特訪華），與中華民國斷交，同時通過《台灣關係法》。在該背景下，當時已經掌握中共實權的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的構想。該政策被用在解決香港和澳門回歸問題上。
對於北京方面呼籲「相逢一笑泯恩仇」、提出「一國兩制」方案，中華民國政府沒有做出回應。據歷史文獻，蔣經國曾在致函宋美齡時稱，「此固為『匪』統戰之一貫手法，但願已推向另一更邪惡之層次方向，兒將一貫的置之不理並密切注意其後續發展伎倆」。
1986年，台灣第一個反對黨「民主進步黨」（民進黨）成立。民進黨在1991年公開其主張台灣獨立的政治綱領。台獨運動也逐漸在台灣民間興起（圖）。1990年就任台灣總統的李登輝大幅度調整了大陸政策，放棄了蔣經國堅持的「不接觸、不妥協、不談判」的「三不」政策，開始尋求兩岸「分裂分治」的合法化。
隨著台北的態度變化，兩岸關係又趨緊張。1995年初，中共第三代領導人江澤民提出《為促進祖國統一大業的完成而繼續奮鬥》講話的八項主張（也被稱為「江八點」），就「兩岸如何達到和平統一」、「沒有統一之前的過渡時期如何辦」這兩個問題表明立場。
1995年6月，時任總統李登輝對美國進行了「非官方」訪問（圖），打破17年間未有台灣高官訪美的慣例。這引發北京強烈不滿，於1995年7月和1996年3月中華民國總統選舉期間分別進行大規模導彈演習。為此，美國派航母協防台灣海峽。而李登輝直選中成功連任，成為中華民國第一位民選總統。
1999年7月，台灣總統李登輝在接受德國之聲採訪時（圖），將兩岸關係定義為「特殊國與國關係」，即「兩國論」。而當時被李登輝召入國安會的蔡英文，被認為是「兩國論」的起草人之一。該事件引發地區緊張以及世界輿論的極大關注。而在台灣方面，強烈支持「兩國論」的民進黨在2000年的總統選舉中勝出，陳水扁成為新一任總統。
陳水扁上台後，他於2002年8月在日本提出「台灣跟對岸中國一邊一國」，並主張「公民投票」決定「台灣的前途、命運和現狀」。在2004年連任後，陳水扁及其民進黨繼續激進的台獨政策。
北京方面，在中共第四代領導人執政下，《反分裂國家法》於2005年3月通過，這是一部針對兩岸關係的基本法。同年4月，中共總書記胡錦濤會見時任國民黨主席連戰（圖），實現國共領導人歷史性握手，胡錦濤對兩岸關係發展提出基於認同「九二共識」的看法。
1992年11月，中國大陸的兩岸關係協會與台灣的海峽交流基金會就兩岸問題在香港舉行會談，雙方口頭協商形成不成文默契，被稱為「九二共識」，其主旨即為一個中國原則——「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2000年，時任台灣行政院陸委會主席蘇起將「九二共識」闡述為「一個中國，各自表述」（即「一中各表」），並隨後將其列入國民黨黨綱中。
2008年中華民國總統選舉中，民進黨敗北，馬英九上台。由於馬英九接受「九二共識」，兩岸關係在他擔任總統的八年裡顯著改觀，經貿往來與合作大幅增加。2015年11月7日，馬英九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新加坡舉行會面（圖），打破了兩岸領導人1949年以來不見面的禁忌。同年5月，時任國民黨主席朱立倫也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與習近平舉行會晤。
2016年的大選中，民進黨主席蔡英文以超過56%得票率的絕對優勢，擊敗朱立倫、宋楚瑜，成為台灣歷史上第一位女總統。蔡英文拒絕承認「九二共識」。在2019年1月1日的新年講話中，蔡英文提出「四個必須」，喊話北京「必須正視中華民國台灣存在的事實」 ，並將中國「試圖介入台灣政治與社會的發展」視為台灣當前「最大的挑戰」。
在北京方面，2012年成為中共第五代領導人的習近平就對台政策做出調整。自蔡英文上台後，北京加大了在國際外交等多層面對台灣的施壓，兩岸關係明顯降溫。2019年1月2日，習近平《告台灣同胞書》40周年紀念會上發表演說，以五大原則闡述對台方針，強調推動和平統一，但也明言不放棄武統。
德國之聲：所以書裡主人公的母親幾乎是寫實嗎？
Jimmy：我覺得這裡需要區分一下。在書中，女主角的母親之所以想離開，是因為她覺得儒家文化的框架對她來說太過狹窄。 她是家中最小的女兒，處在家庭等級結構的最底層，幾乎所有人都可以對她指手畫腳，受到非常多的干預和控制。她想要逃離的，其實是這種儒家式的束縛。
所以對她來說，能去任何一個可以念書的國家都好。後來之所以去了維也納，是因為她當時已經學過一點德語。 並且我覺得，映射的其實是當時一整代女性已經隱約意識到了的這種結構性的不公平。
德國之聲：為什麼選擇小說，而不是自傳或紀實？
Jimmy：小說這種形式，為我提供了一種距離。它讓我可以在保護自己的同時講述故事，也讓讀者有空間將自己投射進去。
如果是自傳，讀者只會關心：「這是不是你？「」這是你祖父的真實經歷嗎？」而小說能讓故事脫離「我本人」，成為一個可以被他人認同、進入的世界。
紀錄文學對我來說又太乾了。而幻想、隱喻、象徵——比如水窪——是我非常享受的寫作元素。在一個家庭裡，往往同時存在好幾個版本的歷史敘述。 我並沒有決定哪一個才是「正確版本」。借助「水窪」這個意象，我可以讓所有版本同時存在。有些版本來自現實，有些是我補寫、虛構出來的。但它們都「可能成立」。
Jimmy表示，借助「水窪」這個意象可以讓所有版本同時存在。有些版本來自現實，有些是補寫、虛構出來的。但它們都「可能成立」圖片來源： Jimmy Brainless 德國之聲：小說裡西蒙的祖母是一位遺體修復者，為什麼會選這一角色？
Jimmy： 我被這個職業吸引，是因為它存在於法律與倫理的灰色地帶。 在台灣，嚴格來說，這種遺體修復行為甚至可能被視為違法。但人們依然這樣做，只為了讓死者在告別時恢復「生前的樣子」。 無論事故多嚴重——墜樓、火災、車禍——他們都會盡力修復遺體，只為了那一刻的告別。 這些人多半是志願者，沒有報酬，也不具備正式醫療資格。但那種投入、專業與尊重生命的態度，讓我深受觸動。
在奧地利，如果遺體難以辨認，棺木通常會直接合上。而在台灣，人們堅持讓家屬「再看一眼」。這是一種非常人性的、溫柔的堅持。
德國之聲：歐洲和亞洲文化在家庭關係上的不同對小說主人公的發展有何影響？
Jimmy：在台灣，「家」通常意味著一個大家庭，彼此照顧、關係緊密。 在奧地利，尤其是城市裡，更多是核心家庭，祖父母不再同住。 在我的小說中，「家」既是一個物理空間，也是一個情感儲存體。在台灣，家的關懷往往通過食物來表達：「我給你做了這個」，「我排了半小時隊給你買了最好喝的珍珠奶茶」。這是含蓄卻真摯的愛。
在台灣，祖先崇拜佔據非常重要的位置。家中會設有祭壇，逝者在日常生活中仍被記念。 許多家庭仍然幾代同住，為了照顧年長的父母或祖父母。 這種親密關係，對小說中第二部的主角西蒙影響很大。 他一開始在維也納承擔著照顧祖父母的角色，後來疏離，再從台灣回來，重新思考自己在家庭中的位置。 他也會對比：在台灣，這樣的照護是理所當然的；而在奧地利，更多是「各過各的」， 把照護交給外部人員。
他必須問自己：我能為祖父母付出多少， 才能既照顧他們，也不犧牲自己？而當他逐漸瞭解祖父母並不完美的一面，這種認知又會如何改變他們之間的關係？
Jimmy覺得在台灣，很多事情都像是例外狀態，每一件事背後都有自己獨有的故事圖片來源： Rik Glauert/DW 德國之聲：寫作這些內容時，你害怕過嗎？
Jimmy：不是害怕在台灣坐牢。但我很清楚，有些內容是有爭議的。 比如關於白色恐怖。我在大量訪談和研究中發現，許多證人的說法彼此重疊、相互印證，這不可能是數百人同時「編造」的結果。
當然，也有人會試圖淡化這段歷史。比如有人會用一個比喻來合理化暴力：「本來只是想打死一隻蒼蠅，卻不小心打到了蝴蝶。」 但正是用這種方式，酷刑、監禁、殺戮被合理化了。
在我的書中，我呈現了不同視角，但對白色恐怖、對威權統治與壓迫，本身是明確的批判。
德國之聲：這與你的政治立場有關嗎？
我並不是為了「政治表態」而寫台灣。我只是覺得，台灣的歷史——日本殖民、白色恐怖、威權體制——並不是孤立的。
這些事情，在世界各地以不同形式不斷重演。如果我們仔細看，就能學會警惕，也能更理解事情為何會發生/反復發生。
九二共識30年 30位台灣人這樣看「統一」
This browser does not support the video element.
德國之聲：除了寫作，是不是還做音樂？ 另外第三本書也在路上了嗎？
Jimmy：是的，音樂有時是工作，有時是興趣。我有一支兒童歌曲樂隊，也在維也納的 Radio Orange 做廣播節目，主要是詩歌節目，很多孩子會投稿。
去年我暫時停下了音樂方面的工作，以完成第二本書的最終定稿，不過今年將會推出新專輯，並舉行音樂會。第三本書也在醞釀中。我寫得很慢一些，但希望寫得好。前兩本書花了我六七年時間。
DW中文有Instagram！歡迎搜尋dw.chinese，看更多深入淺出的圖文與影音報導。
© 2026年德國之聲版權聲明：本文所有內容受到著作權法保護，如無德國之聲特別授權，不得擅自使用。任何不當行為都將導致追償，並受到刑事追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