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可以簡述一下去年的事件嗎？
鄭夏霓：去年10月，我們3位做台灣研究的講師主辦「台灣文化日」。在薩拉曼卡有各種研究群辦的文化日，像是日本研究群也有日本文化日，中國研究群也有中國文化日。各文化日都會請該國代表出席致詞。17日開幕時我們請了台灣駐西班牙大使柯森耀出席。結果社會科學院院長室在23日收到中國駐西班牙大使館的電子郵件，要求學校取消這個活動。社會科學院長召集我們開會。後來校長也和馬德里中央政府聯繫，詢問處理方式。經過討論，為了不要激怒中國，相關公開活動遭到取消。

德國之聲：當時學校的反應是什麼？
鄭夏霓：相關人員都很害怕惶恐，擔心北京會報復學校。這是西班牙第一次發生這種事，學校沒有過這種經驗。我們也是。隨後活動遭到取消，我們都感到很失望。大家花了幾個月籌備，卻因為這樣就被影響。雖然有些人會說學校立場不夠堅定。可是我不這麼想。連西班牙中央政府都抵擋不了中國的壓力。薩拉曼卡大學又怎麼會有辦法。我覺得應該關注的是中國在世界上系統性的干預，還有造成各大學校園自我審查的現象。

德國之聲：為什麼沒有在去年就針對此事發聲？
鄭夏霓：去年我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辦，只聽說其他國家也有遇到類似狀況。我在西班牙時，試著在一些研討會上提出中國干預學術自由或校園自主的問題，但是常常被打斷，說是我太多疑了，不需要花時間討論。我原本也以為只是單一事件。直到我今年二月來到台灣，跟許多研究中國影響的國際學者交流後，才發現這樣的案例頻傳。我也才決定要全面公開相關的資料，為的就是留下紀錄。下次如果再有學校承受中國的壓力時，他們會知道要如何面對和處理。

德國之聲：西班牙政府對於類似議題的態度是什麼？
鄭夏霓：西班牙政府相當親中，這是有歷史背景的。根據我研究的歷史資料，在天安門事件後，歐洲國家一致通過要制裁中國，包括禁運武器。西班牙政府當時就有記錄顯示，要利用這個機會跟中國交好，成為中國重要的合作夥伴。之後在歐洲經濟衰退時，也多倚賴中國。

在2010年，也是西班牙政府輪值擔任歐盟輪值國主席時，沒有與其他國家討論就解除對中國武器禁運。另外，本來2014年西班牙最高法院法官下令發佈對中國前國家主席江澤民、前總理李鵬和其他被指在西藏犯有反人類罪行官員的國際逮捕令。之後西班牙政府在保守黨當政時也撤回了。雖然新的社會主義政府上台之後，有可能重新發出逮捕令。但是今年11月習近平將訪問西班牙，這是13年來第一次有中國領導人訪問西班牙，值得關注。

有關台灣，西班牙是第一個將台灣嫌犯遞解引渡到中國的歐洲國家，連聯合國人權高專辦都發佈新聞稿關切。還有，現在台灣在國際賽事上使用的「中華台北」就是1980年來自西班牙的奧會主席薩瑪蘭奇（Juan Antonio Samaranch）參與協商提出的。他也是北京主辦2008奧運的重要推手。另外，2009年高雄世大運一度被取消也與他有關係。在中國甚至有他的雕像，還稱他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

德國之聲：在中國大使館的信件中，他們試著要將「台灣問題」比做西班牙的「加泰隆尼亞問題」，妳怎麼看？
鄭夏霓：台灣和加泰隆尼亞的議題完完全全不一樣。中國利用西班牙政府對於加泰隆尼亞議題的恐懼來幫北京宣傳。這種類比沒有任何根據。西班牙政府並沒有用2000枚導彈對准加泰隆尼亞、西班亞也沒有針對加泰隆尼亞在相關水域進行軍演。中國對西班牙這種宣傳也缺乏事實支持。台灣跟加泰隆尼亞不一樣，是「事實上」(de facto)的國家，有自己的貨幣、軍隊、股市、海關、市場經濟。這些加泰隆尼亞都沒有。說起來西班牙跟台灣還比較相像，都是第三波民主化的民主國家、有由上而下的民主進程、和平的政權轉移，也同樣關注轉型正義，按照法治，尊重公民自由和人權。

德國之聲：妳在台灣的研究還有什麼新發現嗎？
鄭夏霓：我關心的是中國如何利用「巧實力」(smart power)或是政治干預拓展影響力。我讀了很多相關的報導和文獻。前面談了很多台灣的議題，但是中國的干預不只於此，而是系統性的。在我的研究中分析了許多案例，像是2017年2月，英國杜倫大學同樣收到中國駐英大使館的信件，抗議杜倫大學邀請批評中國人權的華裔加拿大人權捍衛者林耶凡，要求校方取消活動，以免傷害中英兩國關係。還有像是加州聖地牙哥大學想邀請達賴喇嘛到畢業典禮演講，也遭到中國報復。還有在2014年，歐洲漢學學會（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Chinese Studies，EACS）第二十屆雙年會在葡萄牙布拉加舉辦時，中國國家漢辦主任許琳當場要求將所有大會手冊上有關蔣經國基金會的介紹整頁撕去，引發與會國際學者不滿。這些都不是單一事件，而是互有相關的。

我來到台灣做研究之後，相關學術領域的研究者帶我打開視野。我在西班牙時，沒有人為了中國干預事件跳出來講話，媒體也不關心，當時讓我感覺到相當孤單。某種程度，我覺得這讓我瞭解台灣人的感受。但是美國政治學權威學者戴雅門（Larry Diamond)訪台時，鼓勵我把去年的事件公開紀錄。還有常駐在台北的加拿大記者寇謐將(Michael Cole)和同樣研究中國影響的紐西蘭學者佈雷迪 (Anne-Marie Brady)都是我在台灣認識並給予我支持的人。

德國之聲：為什麼妳最近開始不斷為了此事發聲?
鄭夏霓：在台灣，我參加了開放文化基金會「東亞對抗假資訊」研討會，會中很多來自亞洲各國，包括印尼、越南、柬埔寨、菲律賓，非政府組織代表談了很多國家干預的實例。像是柬埔寨代表談到中國如何以「選舉觀察」的方式影響柬埔寨大選。因為許多事涉敏感，主辦單位要我們用黑白兩色識別帶區分，黑色是不能暴露身份的，白色是可以的。我當時突然領悟，能夠選擇白色識別帶的我是多麼幸運。一邊聽著與會代表分享著他們辛苦的倡議行動還有危險性，我心想，怎麼能夠不站出來。比起這些冒著生命危險的人，我怎麼能不發聲。

德國之聲：如果下次妳再遇到相似的事件會怎麼處理？
鄭夏霓：我會公開要求學校、西班牙教育部和中央政府拒絕中國政治干預。我也會向大眾公佈這種事件。我們是有民主和言論自由的，大學校園不能因此自我審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