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周三數家國際媒體披露的《南開報告》提供了更多關於中國政府在新疆實施強迫勞動的細節。這些新的事實如何幫助改善國際社會進一步瞭解新疆強迫勞動計劃的規模或目的？

鄭國恩：首先，《南開報告》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證據，證明了中國政府在新疆對維吾爾人推動的勞動轉移是具有強制性的。報告中的細節包含了政府要求招聘的人員名額，或是從新疆轉移至中國其他地區時會有保安隨行等。

此前，我們掌握到的類似訊息都是片面的，但現在《南開報告》是一個全方位的綜合文件。最重要的是，這個文件中的資訊是有權威性的。以前，一些相關研究的資訊都來自非正式的渠道，比如百度貼吧。在那個平台上，每個人都可以發帖，而我們無法核實發帖人的身份。

但是《南開報告》之所以具有權威性，是因為它的作者是中國著名的學者，其中有一位是南開大學的現任院長，以前曾是政府高官。

該報告還指出，中國應該加大強迫勞動轉移的規模，因為強迫轉移的勞力為華東地區提供了廉價的勞動力，可以降低該地區企業的勞動力成本。

第二個方面，《南開報告》是中國迫害維吾爾人的事件爆發以來，首次有權威性的資訊能證明中國在新疆推動的強迫勞動轉移不僅僅具有經濟目的，它還有另一個目的，那就是讓維吾爾人與漢族同化，藉此改造維吾爾人的思想。

此外，《南開報告》還稱強迫勞動轉移可以降低新疆南部的人口密度。我之前在其他研究項目中，有囊括了其他公開的中國學術研究論文中的相關證據，其中便談到強迫勞動轉移如何成為中國政府破壞維吾爾社群，與壓制宗教影響力的重要戰略方法。

《南開報告》的證據還清楚列出，依照政府政策移居到新疆南部的漢族移民的規模。該報告中提到，北京計劃到2022年，要再將30萬漢人安置到南疆。在《南疆報告》中，我們第一次正式看到中國政府如何透過強迫勞動轉移來改變維吾爾人的人口結構。

勞動力轉移已成為中國迫害新疆維吾爾人的政策中，其中一個核心策略。中國在新疆控制維吾爾人的策略是由強迫勞動轉移丶防止生育和再教育營所組成的。

德國之聲：此前，我們看到某些外國政府試圖向中國施壓，要求中國停止對維吾爾人施行強迫勞動。另一方面，也有人權組織在國際上發起行動，要求跨國企業承諾供應鏈中不會有與新疆強迫勞動項目相關的元素。您認為外國政府或國際組織應該如何運用《南開報告》中揭露的的新證據？

鄭國恩：《南開報告》報告中的細節為之前各界推測的事情提供了強有力的證據。這些證據明確顯示，維吾爾人是透過強迫勞動轉移項目，被送往中國各地工作。更重要的是，中國政府透過這個項目，維吾爾人受迫害的程度提升到新的境界。

我最新的研究報告中包含法律專家的分析，他們認定中國在新疆推動的強迫勞動轉移項目，符合反人類罪的標準。強迫勞動轉移比中國政府用來迫害維吾爾人的其他行為還更嚴重。這不僅僅是指出於經濟目的的強迫勞動，中國政府也藉此「撕裂」一個民族。

對跨國企業來說，強迫勞動形成一種道德上的要求，而如果他們的供應鏈中有強迫勞動的元素的話，也會威脅到他們的聲譽。在《南開報告》揭露了更多中國在新疆施行強迫勞動轉移的證據後，如果跨國企業仍讓供應鏈中存有強迫勞動的因素，他們必須承擔的後果也會更嚴重。 

由於很多企業對於確認供應鏈中是否有新疆強迫勞動的因素仍抱持觀望的態度，他們應該瞭解到，在越來越多證據顯示中國確實有在新疆推動強迫勞動轉移後，這樣的策略已不可行了。

德國之聲：中國政府把《南開報告》的內容說成是作者的個人觀點，並堅持報告中的論點不符合事實。但當最新的證據都出自一份中國的報告時，你認為北京能持續推卸責任的空間是否減少了？另外，由於中國現在對聯合國的人權體系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力，聯合國應如何利用其人權機制來追究中國在新疆推動強迫勞動轉移的責任？

鄭國恩：中國在《南開報告》中面臨著一個很大的問題，因為這份報告是由前中國政府高官所寫的，而且很明顯，這些研究人員能透過一些關係輕易進入新疆。他們還與新疆當地的政府官員進行會晤。

這意味著，他們對中國如何在新疆推動強迫勞動轉移有第一手的認識，他們也可以透過當地政府官員得知他們如何執行強迫勞動力轉移。況且，《南開報告》已被提交給中央當局了。

《南開報告》中的細節能一一反駁中國政府的說法。而且，我其他研究報告中引用的中國政府文件也能證明《南開報告》的證據都是真的。北京的說法完全站不住腳，他們已充分暴露他們推動強迫勞動轉移的真實目的了。

但你剛剛也問到聯合國能做什麼？不幸的是，北京一直用非常有目的性的策略來牽制聯合國，他們甚至試圖重新定義何謂人權。現在國際社會應該做的，是靠各個願意採取反制措施的政府來推動改變。

美國已經率先起步，但他們也需要採取更多措施。當務之急是通過《維吾爾強迫勞動防製法》，解決中國將維吾爾人強迫轉移至其他省份進行勞動工作的問題。

美國政府目前採取的措施並沒有解決這個問題，它僅解決新疆當地強迫勞動的問題。其他國家也必須跟進，尤其是歐盟。

德國之聲：隨著越來越多與新疆強迫勞動項目相關的證據一一浮現，您認為國際社會是否可以根據《南開報告》的證據，建立一些防止強迫勞動的國際標準？

鄭國恩：這是一個理想的狀況，但不幸的是，我認為國際社會目前還無法滿足這個要求，因為任何國際組織都必須有與世界貿易組織相似的職權，才能被授權推動相關措施。

我覺得全球還沒有目睹這麼大規模丶由政府推動的強迫勞動轉移項目。現在這個項目的規模這麼大，但一部份原因是因為主使者是中國。我認為國際社會目前沒有辦法通過國際性的機構快速且有效地建立相關準則。

建立國際準則的話，國際社會需要先建立新的機制，這樣才能在全球層面上解決這個問題。我們不該等待個別的國家採取行動。無論如何，我們必須明白中國在新疆施行的強迫勞動轉移項目是前所未有的，這個問題必須通過新的方式來解決。

鄭國恩(Adrian Zenz)是華盛頓人權組織共產主義受害者紀念基金會(Victims of Communism Memorial Foundation)的中國研究高級研究員，德國歐洲文化與神學學院（European School of Culture and Theology）的中國民族政策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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