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余文生律師被秘密開庭審判剛滿一年，可以請您分享一下目前您所掌握到的案件最新情況嗎？

許豔：余文生律師已失去自由接近9百天，然後被秘密開庭審訊也滿一年。這種情況在人權律師或人權捍衛者類似的案件來說是非常罕見的，因為一般來說，開庭後一到三個月就會有判決結果。而余文生的案件秘密開庭已超過一年，但目前依然沒有任何判決結果。

這種關押方式等同於對余文生律師的打壓迫害，案件辦理過程中也有很多違反法律的情形。其次就是這種超期羈押丶久拖不判的行為是非常殘酷且不人道的。如果這個案件的被告無罪，法院就應該立即釋放。

如果你一定要打壓迫害到底，你就直接判決也可以。但是中國當局所施行的這種既不判決又不釋放的方式，既違反法律規定，對余文生律師與我的家庭來說，都是非常不人道的行為。對於他的案件情況以及他本人的身體情況，我到現在都沒有任何消息，我在徐州法院或檢察署的系統，或是徐州看守所或北京的監督部門都查詢不到任何與余文生律師案件相關的資訊。

余文生律師遇到的超期不判的情形，可能也是國際社會與許多關注人權法治的人士不能容忍的。5月9日他被秘密開庭審判一年之際，有很多律師丶國際人權組織丶多國政府官員以及媒體都對這件事發表聲明。我對各界人士的關注表示感謝，也呼籲各界繼續關注余文生案件的命運。

同時，我也要求中國的司法機關能夠稍微在乎人權法治，因為不管我在申請監督的材料上做了多少努力，但政府機關都幾乎沒有做出回應，這也讓我在替余文生律師維權的過程中，感到非常無助。很多違法的情形都顯而易見，但司法機關卻不糾正，也找不到監督部門。這樣的情形讓我很無助，但我不會放棄替余文生律師維權。

德國之聲：在政府機關都不針對妳所提出的詢問做出回應時，您有考慮採取不同的方式替余文生律師維權嗎？

許豔：在法律程序上，我跟辯護律師會繼續走，但實際上，過去兩年半來我早已走回所有的法律程序，但我仍未接收到政府任何回覆。我當然還會繼續走法律途徑，但是有沒有用就不確定了。其次，我跟律師多次抵達各政府部門現場，到該處爭取權利，但多半我們都被拒絕入內，也找不到辦案人員。

我最近一次得知余文生律師案件的相關消息是2019年12月25日，當時我與辯護律師到了徐州中等法院，見到了辦案法官，他口頭答覆是還沒有判決。我2020年5月8日再次致電徐州中等法院，但他們仍稱未收到判決書。因為如果他們對案件做出判決了，即便他們不與我或辯護律師分享判決結果，檢察署的系統中必定要有一個判決書。所以目前檢察署未收到判決書就代表他們應該還沒做出判決。

德國之聲：去年中國在廣州舉辦世界律師大會的時候，中國公安曾將妳軟禁在家中。近期中國政府仍有對您進行打壓嗎？

許豔：因為我去年在世界律師大會前發表公開信，呼籲與會律師聲援余文生律師，結果到了大會舉辦的當天，我便被公安限制出門。當時嘗試出門時，樓下的公安不僅以非常難聽的語言罵我，還動手推我，導致我數度差點跌倒。

此外，自從余文生律師失去自由後，我家樓下的一個平房已長期成為安保的一個點。敏感時期會有警察或國保駐守，而平時則是有區委會的人。平房內有一個電腦屏幕，然後我家附近也有約7個攝影頭，所以我認為這代表中國政府已長期對我做出監控。

前兩天當我出門時，我也被近距離跟蹤，並被跟蹤我的人拍照，所以這顯示我目前仍處於被監控的情況，只是有時嚴，有時松。

德國之聲：王全璋律師在被關押將近五年後，於一周多前終於被准許與家人團聚。他的案件結局是否會讓妳對於透過維權來幫助余文生律師獲得自由保持信念？

許豔：我對於王全璋律師與李文足能夠團聚表示祝賀，畢竟他們一家人終於能團聚了。然而，我認為與其他709律師被關押一年相比，王全璋律師被判的刑期是比較長的。

而對於余文生律師至今仍遭中國當局超期羈押一事，作為他的妻子，我是完全不能接受的。首先，很多在「709大抓捕」中被追捕的律師被訂的是「顛覆國家政權罪」，但余文生律師被判的是「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照理來說，余文生律師的罪行應該更輕，可是除了王全璋律師外，余文生律師的遭遇比其他709律師的遭遇還更加殘酷。

他已經被關押兩年半了，中國政府除了將所有起訴709律師的罪行都納入余文生律師的案件外，他們還採用更加惡劣的手段來對待余文生律師。他無法會見律師，也沒有任何法律程序。此外，他們還在未告知家屬的情況下，便秘密開庭進行審判，這顯示中國的法律已更加倒退。

對於余文生的案件，我希望他能立即被無罪釋放，當然因為他已被關押兩年多，所以即使他是無罪也不會就此被釋放。因為如果他們無罪釋放余文生律師，他們可能面臨國家賠償的問題。但從家屬的角度來說，我仍然要求他們無罪釋放余文生律師，因為他面臨的關押既不公平，也不符合法治。

作為他的妻子，我希望他能盡快回家與我跟孩子團聚。但是我現在也非常擔心他的情況，因為我一點相關消息都沒有，這顯示他的案件情況仍不明朗。我目前唯一能做的便是不放棄，繼續努力替他爭取權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