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您一直被視為是八九學運期間遭到逮捕的第一人。是否能為我們描述一下當時究竟發生了什麼？

高瑜：我是6月3日早晨9點出門，準備上班。因為北京公共運輸全部停駛。當時市政正在整理馬路中間的洋灰墩子，我以為北京的交通就要恢復 了。結果，在社區邊上一輛黑車下來兩個人，問"是高瑜嗎？"我說"是"，他們說"跟我們走一趟"，我說 "幹嘛？幹嘛？"我就被綁架了。我恢復自由是第二年的8月28日晚上8點半左右，他們把我送回家了。

德國之聲： 當時他們把您綁到哪裡去了？

高瑜：綁到平谷縣一個安全局的學校。

德國之聲：當時有沒有說什麼原因？

高瑜：沒有。直到晚上很晚了，十點以後，當時他們的審查組成員來找我談話，說要配合他們進行調查。

德國之聲： 您在被捕之前有沒有預感這樣的事情可能發生？

高瑜：沒有。我當天還以為清掃馬路是為了公共運輸通車，誰知道是為了坦克在騰地方。

德國之聲： 您是何時知道發生了武力鎮壓？

高瑜：很快我就知道了。6月3日我早上被抓，晚上就開始鎮壓了。他們每天讓我看新聞聯播，看"市民殺害解放軍"的鏡頭，我才知道北京市已經鬧成那個樣子了。

德國之聲： 您當時心情怎樣？

高瑜：我當時就想怎麼會鬧成這個樣子？但是我不太相信，因為他們反復播"十個衛士"（中國政府六四之後表彰的十名死亡的戒嚴部隊軍人）。我就想解放軍都死了十個人，老百姓得死多少？一直是我心中的疑問。後來因為我關押時間非常長。兩個月後，我從平谷縣轉到蒲黃榆旁邊的一個居民樓裡，那是安全局的點，是一個單元房，有冰箱電視，我還可以單獨住一個房間。在那裡每天可以隨便看電視。當時最热门的是世界盃，其它沒什麼消息。看不到6月4日鎮壓的情況。但是我還是從看守我的人那裡知道了，他們說那天晚上開槍。看守我的很多是安全局成員，是軍人子弟。他們說，那天晚上許多老軍人聽到槍聲。我就知道北京進行了武裝鎮壓，而且規模很大。後來我回家的時候，鄰居幾乎是夾道歡迎。我住的地方有幾棟樓鄰居是國務院系統，各個部委的。還有人稱我"英雄"，我還奇怪，被抓了一年，怎麼就成為英雄了。我的鄰居都來跟我講一年前鎮壓的情況。甚至連街道的房修公司服務點的物業工人、供銷社的售貨員都來看我，都跟我說那天的情況。

德國之聲： 三十年前，你在獲釋的時候受到鄰裡歡迎，三十年後，目前北京的政治社會氣氛又是如何？

高瑜：雖然沒有開槍了，但政治情況一樣壓抑。當時因為機槍坦克的鎮壓，聽說1990年過年老百姓放鞭炮的都沒有。現在只有我們自己的朋友圈，我們平常接觸的人，見面才會談政治狀況，貿易戰等。老百姓幾乎不言政治。

德國之聲： 是對政治不感興趣？

高瑜：一個是30年的封鎖，很多年輕人連89鎮壓都不知道。我對面就住著一對夫妻，他們兩人都是六四的受傷者，在長安街看的時候，一陣子彈過來，兩人都腿部中彈。現在老兩口忙著替女兒遛狗，見面打個招呼，也沒有找鄰居談30年前的事情，都沒有。

德國之聲： 三十年過去了，您個人如何看待當年的那場運動？

高瑜：我認為這是繼五四和四五運動之後，中國現代發生的時間最長、規模最大的民主運動。繼承的是獨立的思想，自由的精神。我認為還是以大學生為先導，知識分子為主體的愛國運動。當然遭到殘酷鎮壓，和五四，四五不一樣，五四運動其實學生是贏了，四五運動雖然遭到棒壓，但最後被平反了，當時也是中國思想解放的一個先聲。而六四是鄧小平親自主導鎮壓的。到現在為止，三十年了，今年竟然在改革開放四十年大事記裡，重新把"426社論"的定性"動亂"，還有後來鎮壓之後的定性"暴亂"，重新拿來給運動定性，我認為是倒退。鄧小平在世的時候已經逐漸把定性軟化，最後變成"一場政治風波"。今年重新提出來，也說明政治倒退。另外說明國內局勢，經濟政治的狀況使當權者一定要政治緊縮，對三十年紀念日這個日子要高壓。

德國之聲：您之前提到，因為多年以來的 訊息封鎖，中國年輕人對"六四"的情況瞭解相當少。官方緘口不言，但民間尤其是海外不斷有相關著述。但是，有些歷史片段不乏爭議。我從您的推特看到，似乎您對一些有關自己六四經歷的描述非常不滿。

高瑜：我六四一直作為觀察者，準備自己寫一個全景式報導，從胡耀邦去世之後。我發表了兩篇文章，一篇在香港鏡報，收錄在《我的六四》的附錄裡。5月份發了一個胡耀邦去世的前前後後，以及對他的評價。還有一個是六四全景報導。6月6日出版的，當時我已經失去自由，出來以後才看到。有一本書是《八九民運史》，作者陳小雅在書中單獨提到我。我看《亞洲周刊》的相關報導，才知道她寫了我，但全書我到現在還沒看到。但就我得到的消息，完全是用不實之詞對我進行誣陷。一個是我被抓之後《北京日報》對我的攻擊，當時全國報紙都轉載，說我是"鮑彤所控制的體改所成員、經濟學周報編輯"，說我4月16日指使王丹佔領天安門廣場。這是血口噴人。王丹推特表示4月16日根本沒見過我。還有是根據李鵬的《六四日記》。裡面有一段話，"高瑜是一個神通廣大的記者"。

其實，我六四前後直接就參與了兩件事情。5月4日，參加北京市新聞界遊行，聲援世界經濟導報，我就參加了那麼一次遊行。

另外是5月21日，胡績偉先生（曾任《人民日報》總編輯、時任人大常委）當時非常著急，讓我勸學生退出廣場。我花了六個小時才找到王丹，他找來在場的六個高自聯學生領袖，他們同意按照胡績偉的意見，寫一個退出廣場的聲明。這是我運動開始後第一次見到王丹。王丹委託我寫了一份"告全國人民書"，主要內容就一句話：軍隊不進城，學生立即退出廣場。

胡績偉後來給我打電話，說還要再搞一份給人大常委。我起草了"致人大常委會的一封信"後，找到學生領袖王朝華。他派了幾個人，跟我一起到人民大會堂南門，找到人大常委會工作人員，把這封信交付了。信 中主要提出，希望人大常委直接和學生對話，我們不和李鵬對話了，就這樣一個請求。我（在六四期間）就干了這兩件事。

 

（以上文字整理自採訪錄音，內容有刪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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