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 德國之聲:怎麼看中美第一階段貿易協議?

沈凌:應該是一個好事情。至少我們努力這麼長時間，最後有一個成果。不管這個成果大還是小，總是比沒有好。因為任何貿易協定的簽署， 對雙方來講都是雙贏的。不是雙贏的話，也不會有人簽署。所謂的贏和輸講的是成果大小的問題。能夠簽訂一個協議總是比沒有好。這個也是這一段時間金融市場對此有很好反應的原因所在。

德國之聲:中方承諾擴大進口2千億美元商品。未來中國會向美國購買5百億美元農產品。中國市場是不是有這麼大的內需?

沈凌:這個應該不是問題。第一個，我們現在本來就是有這麼大的需求。你從2017年的進出口貿易數字就可以看到。因為我們現在回過來是要回到2017年的基礎上再加2千億。你看到2017年的規模就可以知道，數字並不是很大。

第二個，加的話也不是說讓中國的財政部或者說讓中國發改委出面去向美國人買這麼多東西。我看了那個條款，他其實還是要求我們中國的微觀經濟主體，市場這個條件的基礎上去購買美國的產品。這樣的話其實就是一個宏觀調控的問題。怎麼調控呢?中國總的這個市場對外的進出口需求，無論是農產品或制產品，我們有那麼大需求。現在的話無非就是買巴西的大豆呢?阿根廷的大豆呢?還是買美國大豆的問題。如果美國的大豆價格合適的話，我們無非把訂單轉到美國去。所以實際上是一個轉移購買的問題。不存在說是要中國人再多吃2千億美金或5百億美金大豆的問題。

德國之聲:這一階段美方沒有撤銷任何的關稅，甚至講得很明白是要把關稅當作下一階段的籌碼?這方面會不會有點不太公平?

沈凌:怎麼就講公平呢?我一直覺得貿易戰有點莫名其妙。為什麼呢?美國現在對中國的很多要求，比方說要求對國營企業的干預不能那麼多，我們對技術轉讓不能有強制的要求，我們對智慧財產權的保護要加強，像這一類的要求並不應該是美國對我們中國的要求，而是中國本身對於我們經濟增長所需要進行的制度性的改革。

反過來講也是一樣的，中國對這些農產品的進口，對於外需的增加，也是我們本來就應該有的，不應該是說是為滿足美國的一些要求。在這一點上面不是說像我們原先認為的這樣，好像美國揮舞著關稅大棒在進行一些對我們制度的要求，這些變革都是對中國不利對美國有利的，其實根本不是這麼回事。市場化進行的制度改革本來就應該是我們的需求。

美國的關稅你說他減的幅度比較小，這個的確是有害於我們的市場經濟。這也不僅僅是有害於中國的經濟。因為關稅的提高，對美國消費者的利益損失也是一樣的，對中國生產者的利益損失也是一樣的。雙方都是有損失。就是看我們的彈性，能不能在美國加關稅的情況下，繼續保持中國的生產。我們生產鏈仍然放在中國。如果我們大部分的生產鏈仍然放在中國的話，必然美國消費者要承擔關稅的一部份，甚至大部份。如果我們很容易把我們的產品轉到其他國家去，那麼可能是中國的損失比較大，美國的損失比較小一點。

但也不是說美國得便宜了，美國還是有損失。比方說中國的鞋產或者服裝廠轉到越南去了，這個並不是說美國的消費者就佔便宜了。因為之所以這個廠商原先願意在中國生產而不是在越南生產，就是因為在中國生產是更好便宜。但現在是不得不轉到越南去了，那麼對美國消費者有什麼好處呢?其實也沒有什麼好處。

關稅的增加是兩敗俱傷的事情，無非就是中國的產業鏈到底有多強、有多韌，能不能夠在關稅的基礎上堅持的住。所以我們現在講關稅要由升轉降，能夠給大家一個預期，說未來我們關稅不會在往上漲了，一定是往下調的。只不過調的多和少、慢和快的問題。這樣一來的話，對穩定中國的生產鏈是有好處的。一些工廠不會說我們一定要急著轉到越南、印度尼西亞去了，因為未來關稅還會繼續上漲，未來的利潤一定是走下坡路的。現在沒有這種預期的時候，對於穩定中國的生產鏈是有好處的。

德國之聲:第一階段貿易協議簽訂對中國未來2020年的經濟有沒有什麼樣的影響?

沈凌:2020應該說是比2019好。撇開貿易戰看增長率的話，我們也已經看到過去7、8年，從2009年開始，中國的經濟增長率一值是下滑的，一直是在轉型升級的痛苦過程中間。2018年開始，受到美國貿易戰的影響，雪上加霜。我們預期會變得更糟糕，覺得在2019年會有很糟糕的結果。但是現在來看，至少我們在外部貿易環境上面，獲得了一定喘息。

像我們內部的話，對改革的共識也比以前更加強而不是減弱。從2018 年到2019年這兩年中間，中央政府對於民營資本的態度上也可以看得出來。這兩年中間特別強調了民營資本的經濟增加的地位。希望外部環境衝擊的減弱，和內部改革的共識增加，能夠使得後面的經濟有所好轉。任何的下降總有一個谷底、有承受率的問題。

這個對中央政府來講，可能最關鍵的是看承受率，也就是經濟增長能夠創造的就業機會能不能滿足我們增長的需要。現在來看的話，這一點壓力愈來愈小。因為我們的人口進入勞動力的數字增幅在減少。我們經濟增長如果能夠滿足這一點，就可以尋找到在中等收入階段所需要的增長率。

德國之聲:對於接下來第二階段或是第三階段的談判是樂觀的嗎?

沈凌:對於高層的這個意思我也掌握不了。但是從一般經濟學的常識去判斷的話，我想(執行和監管)機制的建立應有助於雙方達成第二和第三階段的協議。我一直強調，跟美國的貿易戰也好﹐技術戰也好。最重要要做的事情是我們國內市場化改革的進程。這些機制是對以前的改進。美國要退出WTO就是因為WTO爭端解決的機制太慢了，太沒有效率了，希望這個機制有所創新。如果在這一點上面能看到成果的話，這個是皆大歡喜的事情，有利於美國人保護他的智慧財產權，同時也能促進中國的技術創新。中國人也不笨，在同樣知識產需要保護的機制情況下，為什麼中國人就不會有更多的創新? 我們的人是他們的15倍，我們的創造力也是他們的15倍。過去實在是對中國的智慧財產權和中國的知識分子的保護太弱了。

沈凌，德國波昂大學經濟學博士，現執教於上海華東理工大學商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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