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在德國發現提箱炸彈之後，關於安全部門是否應有更多權限的爭論現在又再獲東風。聯邦內政部長朔伊布勒再次要求擴大警方的調查手段，就是鼓勵共犯告發的從寬規定也重新成為人們討論的話題。您怎樣看待這些要求呢？

羅伊特霍伊塞爾-施納倫貝格爾：2001年的9.11事件以來，德國頒布了如此全面細致的安全規定，以至於我們實在不能說德國還存在什麼安全漏洞。假如說我們還有需要改進之處的話，那就是從南到北、從東到西的各地憲法保護部門之間的合作。這些部門的合作欠缺，對極右黨NPD的禁黨一案就已充分予以顯示。無論如何，在老百姓中製造德國安全有漏洞的感覺是錯誤的。

德國之聲：如果沒有錄像監視，提箱炸彈嫌疑犯恐怕永遠不會落網...

施納倫貝格爾：可這一點恰恰表明，德國沒有漏洞。我們在主要火車站都裝了攝影機。這一點現在起到了積極作用，但我們不能在所有5700個地區火車站統統安裝攝影機。在人口集聚的地方，我們必須採取必要的措施，而這些措施基本上已經實施了。但為此我們不需要修訂法律。這是每個聯邦州的任務，是各個州警察法的內容。

德國之聲：在您看來，發現提箱炸彈後，德國的安全情況是否發生了徹底變化？

施納倫貝格爾：我認為不是。自2001年9月11日以來即顯而易見的是，所有歐洲國家都更加處於一種無形抽象的受威脅境地。未遂提箱炸彈的發現，只是讓德國再次明顯地意識到這一點。倫敦、馬德里、伊斯坦堡都已經經歷了恐怖分子可以幹出什麼樣的事。

德國之聲：每次恐怖襲擊，包括襲擊嘗試之後，都有人要求加強安全法。這是一種自動反應嗎？

施納倫貝格爾：這是內政領域的一種儀式和自動反應。內政政治家、國務秘書、安全部門代表利用這些機會向公民宣傳還必須採取哪些安全措施。可是這些人也應該介紹一下，德國都已經採取了哪些措施。有些措施是無論如何不可接受的。對我來說，其中之一就是讓聯邦國防軍將來維持火車站的安全。

德國之聲：除加強安全法以外，政府還有其它選擇嗎？

施納倫貝格爾：我認為有必要充分發揮和利用我們現有的運作可能性和法律。但我也認為，我們迫切需要對9.11恐怖襲擊事件以來我們所加強的各項法律究竟都起到了哪些作用進行一次評價。必須有理有據地說明，哪些措施有用，哪些措施根本不需要，這些措施對成千上百萬無辜公民的影響是什麼，那就是收集儲存極其個人的隱私，甚至包括有關去哪裡、呆何處的訊息。在圍繞安全問題的討論中，這一點也必須提及。

德國之聲：贊成加強安全法的人不斷表示，為了保衛自由，就得放棄一部分自由。

施納倫貝格爾：這個論題並不成立。假如完全取消自由，也還是沒有100%的安全。獨權專制國家的情況就表明這一點，那裡也照樣有犯罪、襲擊以及其它類似活動。人們必須在自由和安全之間進行權衡，找到平衡點，德國已經找到了這個平衡點。我們已達到很高的安全水準。德國安全部門的一些活動，老百姓根本就不知道，比如說德國聯邦情報局可以密查你的銀行賬戶、詢查旅行社的訂票情況等等。我們有一個很密、很密的安全網。我們必須向老百姓說明這一點，而不是雪上加霜，加重他們的不安感。

德國之聲：自從您公開反對大監聽法以來，您便被看作是面對國家機關的控制慾望，堅決維護公民隱私權的代表。數據保護、隱私保護、公民權利，您如何總結評價自9.11事件以來這些領域的發展變化呢？

施納倫貝格爾：很遺憾，在我們的自由民主社會，這些權利的維護者為數並不很多，雖然它們是我們不可或缺的建國基礎。如今，誰要想維護這些基本權利，誰就總是處於向人辯解的境地，好像被逼到牆根，要求難以開口的事。所以，此時大聲疾呼，維護每個個人的權利就顯得更為重要，即使逆風而行也值得。

德國之聲：在您看來，如果情況有變，國家會把它擴大了的權限再退還百姓嗎？

施納倫貝格爾：根據我幾十年的從政經驗，我可以說，一旦到手的限制隱私保護的侵犯權限，國家是不會退還的。過去為打擊紅軍派（RAF）的恐怖活動——這些活動和當今的恐怖活動不可比擬——頒布的那麼多法律，後來根本沒有再予以審核，沒有撤銷，雖然人們早就用不著這些法律了。

德國之聲：您將繼續對此反抗。

施納倫貝格爾：當然了。必須有人站出來，讓憲法法院有機會清楚地表明，不是所有限制個人自由的措施都可以在德國行得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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