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德國哲學家、社會學家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與加拿大哲學家泰勒（Charles Taylor）於今年9月29日在華盛頓被授予"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該獎項被看作是哲學領域最重要的獎項。在美國國會圖書館，哈貝馬斯接受了德國之聲的專訪。

德國之聲：哈貝馬斯教授，現代社會變革從不間斷，也因此總面臨著新的挑戰。以目前從近東地區、非洲部分地區以及西巴爾干地區湧向歐洲的移民潮為例，從哲學角度來看應該如何對此做出回應？

哈貝馬斯：避難權也是一種人權，任何申請政治避難的人都應該得到公平的對待，並在可能的情況下得到全盤接收。這是一個原則性的回應，然而這個回答在當前的形勢下並不很討喜。

德國之聲：歐盟在難民問題上罕見地分化。您也認為，歐盟正面臨在價值和信念上受到侵蝕？

哈貝馬斯：事實上，英國以及一些東歐國家與貨幣同盟的核心國家疏離。這一衝突是可以預見的，它與入盟時間有關。那些來自（歐洲）東部新入盟的國家，除了仍然（與其它盟國）存在巨大的經濟差距外，也沒有得到足夠的時間，在政治和精神上完成一個適應過程。對於這樣一個過程，德國得到了足夠長的時間--從1949年至1989年四十年。

德國和法國早應更積極地推行有遠見的歐洲政策，如今兩國應該利用這個倡議發展歐洲政策。在該政策的框架下，我們要也能在難民問題上實現合作。我還必須補充一點：對於我們的政府，我很多年沒有像從今年9月底以來這麼滿意。梅克爾女士的這句話"如果我們現在要因為向那些需要我們幫助的人露出友好的一面而道歉，那麼這（德國）就不再是我的國家"，既讓我吃驚，也讓我感到值得敬佩。

德國之聲：當幾十萬人湧入一個國家，很多人具有不同的宗教觀、文化觀，下一步涉及的就是社會一體化問題。對於成功的一體化在哲學方面有沒有秘訣呢？

哈貝馬斯：實現社會一體化需要一個共同的根基，這就是憲法。有一些原則不應該一成不變，而應該在廣泛的民主辯論中得到商議。我想，這一點會在我們這裡再次得到體現。我們一定期待，每一名被我們接受的人都遵守我們的法律、學習我們的語言。我們至少會期待，我們政治文化的基本原則會普遍地深入（移民的）第二代中。

德國之聲：您1999年為北約頗具爭議的科索沃行動辯護。如果北約再次進行軍事幹預--打擊敘利亞阿薩德政權或者打擊"伊斯蘭國"，您是否還會持相同立場？

哈貝馬斯：這是一個很難的問題，我不能簡單地用"是"或者"否"來作答。我從伊拉克戰爭開始就對其進行批評，伊拉克戰爭、阿富汗（行動）、馬裡（行動）和利比亞（行動）讓我們明白，干預勢力沒有做好肩負進一步責任的準備，在這些國家進行長達數十年的國家結構重建。因此我們汲取了這樣的經驗，干預往往導致相關國家情況的惡化，而非好轉。我在1999年支持那次（科索沃）行動時提出了很多前提和限制條件，然而這些在歲月長河裡被人遺忘。現在回過頭看，我是否會改變當初的做法，需要更長時間的考慮。

德國之聲：彼得‧紹拉圖（Peter Scholl-Latour ，已故媒體人、著名阿拉伯專家）曾經預言，在2011年的9‧11襲擊後，未來的大型衝突將具有宗教色彩。歷史似乎證實了他是對的--特別是當人們想到極端伊斯蘭潮流時。人們應該如何應對這個問題？

哈貝馬斯：這在實質上並非宗教衝突，而是帶有宗教性質的政治衝突。宗教原教旨主義是對當代才歸納出來的、基於殖民主義和後殖民主義政策的斷根現象的回應。因此，將稱其宗教衝突有點幼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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