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職工盟前總幹事蒙兆達今年在英國成立非政府組織「香港勞權監察」（Hong Kong Labour Rights Monitor），組織的第一個項目是在6月底發表首份報告，分析《香港國安法》實施兩年來工會受壓的情況。上週，蒙兆達攜同這份報告出席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會議。這是相隔9年後，日內瓦再次審議香港履行《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狀況。

德國之聲：你這次出席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有何觀察？委員對香港的情況有何回應？

蒙兆達：這次我親身出席聽證會，也會見總部同樣設於日內瓦的國際勞工組織（ILO），反映香港工會受政治打壓的嚴峻實況。大家都感受到國安法時代下很強烈的寒蟬效應，以往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總會見到香港人組團出席，但相信這是有史以來第一次沒有來自香港的代表。大家都很明白，這反映了對國安法政治報復的憂慮，所以香港的在地團體被迫放棄與聯合國等國際聯繫。

從人權專家提出的問題，看出來他們非常緊貼香港的形勢，例如會很仔細地追問到工會和民間團體在國安法下被迫交出內部資料、煽動罪保釋門檻變得苛刻的情況等。我感受到我們被流放海外的人，有更大責任說出實況。

德國之聲:為何你會在英國成立「香港勞權監察」？目前的定位和工作是什麼？

蒙兆達：初初到英國時也很迷茫，剛到埗那一、兩個月內心很歉疚。離開了熟悉的戰場和土壤，放下了從事20多年的組織，不知道還可以向香港工運貢獻什麼。後來機緣巧合下，以不同形式見了不同國家的工運組織，他們都已有一段時間沒直接收到來自香港的消息了，香港的聲音的確很難再被國際聽到。

當時給了自己一個啟示，雖然離開了，但身處英國讓我有自由空間將香港不能表達的聲音傳遞出去，維持國際對香港工運的關注和支持。因此我聯絡同樣身處海外的工運戰友，成立新工運團體填補國安法造成的巨大鴻溝。我們成員主要有工會幹事、勞工政策研究員等，從前都在香港從事工運組織，現在希望在英國延續工作。

德國之聲：職工盟以往很多工作都是介入在地的勞資問題，現在如此遙距地從事有關香港工運的工作，實際上如何執行？

蒙兆達：我們已無法在前線組織工人，這是我們的限制，也接受這個限制，所以我們很清晰只是扮演支援角色。香港公民社會面對海嘯式衝擊和秋後算帳，因此我們會主力做香港不能做的工作——多從國際層面做研究報告、連結國際工運組織、運用國際機制，監察香港的情況。當香港有工運時，我們可以做橋樑向跨國企業施壓，這是我們期望的角色。相信在不同位置上發揮協同效應，令香港的工運抗爭不至於在國安法下完全被國際孤立。

德國之聲：繼教協、民陣、支聯會後，擁有十多萬會員的職工盟在去年9月亦決定解散。你在職工盟正式公佈消息前夕，已辭任總幹事一職並赴往英國，當時為何非走不可？

蒙兆達：離開是個非常掙扎和痛苦的決定。離港前一個月（2021年8月），我先後3次被中國政府派來的中間人約見，對方不斷追問我組織內部的資訊，包括對外合作項目、財政收入、秘書長李卓人的角色等。雖然我一再拒絕，對方仍不斷滋擾，最後一次見面甚至要求我見香港警方國安處回答問題。當時我的評估是，如果不離開就隨時會被政治拘捕，面對作為2個女兒的父親以及總幹事的角色衝突，無奈之下我唯有選擇離開。

德國之聲：職工盟曾是香港最大的工會聯合組織，解散是否短時間內作出的決定？

蒙兆達：當時很多官媒下一個矛頭對準職工盟，對方不容許你喘息，持續不斷地迫你到死角，在前所未有的壓力下，在非常急迫的時間內做決定。職工盟的執委和會員都為了成員的安危，迫不得已這麼做。當時我在英國看著記者會直播，每一個鏡頭、每一句說話，都很痛恨不能身處其中為職工盟走完最後一段路，是我心中最難彌補的遺憾。

德國之聲：在創辦人李卓人、前主席吳敏兒因另案還押無期之際，工會在存廢難題前面臨什麼掙扎？

蒙兆達：在李卓人坐牢之前，我有跟他見面。當時審訊完結正等候判決，大家都知道他一定會坐牢。當時我曾經承諾他，會繼續留守職工盟。但我最終選擇離開時，對於不能履行對他的承諾感到很歉疚。我到達英國不久後，就收到阿人從監獄給我的信。他在裡面不是親身知道我離港的消息，是有囚友聽到電台新聞告訴他，他便馬上寫信給我。他在信中安慰我，說陪伴女兒成長是不可代替般重要，叫我要融入新生活，千萬不要有任何歉意，因為我已在他坐牢時撐住職工盟，付出很多了。他在信中這些說話令我非常感動，我很感激阿人的諒解。

這就是李卓人，以往合作多年無論大小戰役，他總是希望一力承擔。我很希望有一天，他出獄時見到，雖然我離開了香港，但是沒有離開支持自主工運的這條路，在不同崗位上繼續承傳職工盟的精神。繼續前行，不輕言棄，這是彌補遺憾最好的方法。

德國之聲：職工盟解散前有78個屬會，這大半年有部分也相繼解散，以你瞭解現時最新狀況如何？

蒙兆達：工會大規模解散潮是很清楚的。根據政府職工會登記局數字，光是2021年就有62個工會解散，相比2018至2020年間只有7個工會解散，是驚人的增幅，很明顯是政治壓力導致的。解散的工會中部分是職工盟屬會，也有反修例運動時成立的新工會。
儘管職工盟解散了，現時相信還有幾十個屬會存在，仍有獨立工會運作。當然它們面對不同困難，會很難找人接棒做理事，可能因此被迫停運；亦有工會變得低調，集中做勞工議題、職業培訓等。

德國之聲：即使工會「去政治化」，香港在地的工運還有前景嗎？

蒙兆達：政府有一系列部署整治工會，包括要求多個工會交出資料，在新增官方職位監察工會是否符合「國安利益」，限制工會經費用於當局定義的所謂「政治用途」。前景是不明朗的，工會的發展空間和自由會進一步受操控。

但在過去一年，即使在巨大的制肘下，我們看到工人集體反抗都沒完全消失，更出現更靈活、流動的工運方式。例如：有藝術家當臥底清潔工，把剝削待遇公諸社交媒體，外送平台員工自行開設Telegram群組發動罷工，透過網路避開政權和資方打壓。雖然我們不可能再如以往般動員大型街頭抗爭，但相信由下而上的反抗網絡仍能慢慢累積而成。在政策失去制衡、向商界傾斜下，我相信未來終會到達臨界點，無論如何打壓，都難以完全停止工人自發的抗爭。

德國之聲：你怎麼看自己的未來？有否準備可能回港無期？

蒙兆達：沒錯，我現在從事的崗位，在可見將來都很難可以回香港，這也是很多流散而堅持為香港發聲的人的代價。有時候晚上都會夢見回到香港，重遊熟悉的地方、重見掛念的人，但一覺醒來發現原來身在異鄉，這都是難以用言語形容的難受。但在經歷低沉後要爬起來，把傷痛轉化為力量，重新摸索一條我不熟悉的道路，這是我正在經歷的。即便如此，我仍擁有支持香港工運的崗位，這已經是要感恩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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