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2022年7月1日是香港迎來主權移交25週年的日子，近年曆經「反送中」運動、《國安法》實施等翻天覆地的變化，走過「一國兩制」上半場，香江風貌早已大不相同。

曾獲台灣「國家文藝獎」的作家平路，2003年至2010年間駐港擔任台灣光華新聞文化中心主任，期間籌辦「台灣月」活動，是港台文化交流重要推手之一，也曾為《明報》等多家港媒書寫專欄，出版《香港已成往事》散文集錄下她的香港見聞。

上次赴港，現年69歲的平路說，已是大疫之前的2019年，她在香港大學擔任駐校作家，參展香港書展。說起香港那些年，1997年主權移交大典、2003年張國榮和梅艷芳相繼離世，一代傳奇的兩場葬禮，平路說，她都在現場。念 念不忘「東方之珠」，她緩緩向我們說起香港的那時此刻。

德國之聲：今年「七一」是香港主權移交25年，亦是「反送中」運動3年、《香港國安法》生效2年的日子。香港近年最明顯的變化是什麼？

平路：我換一個方式來講你這個題目。其實我自己一直在想，回歸之際，從九七那些年來，香港人、香港的朋友，或者我自己都會問的一個題目是——香港會不會從原先的「東方之珠」變成一個很黯淡的中國南方的城市？香港會不會失去它的特色？失去香港所以為香港的特色？這是從九七之前就開始有這樣的憂慮，現在看的話，我覺得是比較值得憂慮的。

德國之聲：香港特色指的是什麼？

平路：香港的特色有很大一部分跟它的身世很有關係。它原來是個殖民地，所以它身上有一種非常駁雜的色彩，這個駁雜的色彩無論以文化或創造力來講——未來每個地方的實力，應該就是它的創造力——都是非常重要的部分。偏偏這個殖民地的色彩，又恰恰是香港從九七年以後最大的難題，就是它的困局。這是我自己在談香港常常在思索的問題。我當時在香港就已經感覺到，也一直會提出來。想不到它越來越成真了。

德國之聲：有什麼具體事件讓您有這樣的感受？

平路：我記得1997年回歸典禮的時候，當時我有在場。我參加一個叫浩然基金會，（它）請了一些人去香港看回歸大典，我在場的時候非常印象深刻，當時的文官之首陳方安生她穿了一件大紅色的旗袍，顏色非常鮮明。大紅色的旗袍，那個紅就是所謂的中國紅，非常醒目，可是它很不平常。

後來我到香港的時候是2003年，無論是女性高官或高官夫人，或是大商人的太太或女性，他們都非常喜歡穿大紅色的禮服。香港人本來很注重會不會撞衫撞色撞包，可是她們每次都要穿那種紅色。我從1997開始就很注意香港，他們每個藝人出來的場合，電影明星表現自己都一定會唱一首歌叫做〈我是中國人〉，這樣的強調就是因為原先有一些不確定、有些心虛，所以才一定要穿大紅色的中國紅，即使旗袍有時候穿起來並不是那麼合適，在有些場合你看起來就鄉氣，可是這是很重要的事情。

換句話講，這個心虛其實後面會感覺到一種不夠信任，這個就是殖民地身世的問題——它很怕中國過來後不信任，反之亦然。

這個不信任感已經真正看出端倪，也是一個隱喻的話，其實從接收大典那天風狂雨驟，天象也很不好（就看出來了）。從那一天，我作為一個旁觀者、觀察者，已經覺得中間是沒有辦法彌合的，因為殖民地身世所帶來的隔閡其實是非常困難的。

回歸到現在20多年，每一任的行政長官以及他的行政班底幾乎都是一樣的問題，你沒有辦法找到一個很有政治能力的執政班子，一方面可以面對北京，一方面可以讓香港人民信任，這中間的許多不信任，某個意義上簡直是非常宿命的。

如果說是有50年，到現在來看的話，當然是都沒有辦法挽回，讓那個不信任度能夠漸漸減低，現在講的話當然是益發地不可能。

我一直對香港有很強的宿命感。我那時很喜歡用的形容詞是，就好像兩輛火車，你真的一看它就會對撞，它沒有道理不會對撞。尤其這幾年從梁振英到林鄭，那是根本權力體系無法支撐的，因為既沒有民意的支持、又沒有北京的完全信任，所以它怎麼樣都做不好，怎樣都會惹來民怨。

德國之聲：香港「黃金年代」的文化影響力——無論是港樂或港產片——是很旺盛的，影響台灣甚至整個亞洲，現在它在華語世界影響力如何？

平路：坦白說，這也是我真正非常擔心的地方。它越來越黯淡的時候，大家把它當成一個零件來處理，譬如說上海片場需要哪一種技術人員的時候，他們去香港招募，甚至重金招聘，可是一旦學會了他就不用了。他是把它當作一個配件、一個需要的部分。

回到我剛剛講的比較抽象的部分，20多年的時間很被壓縮，加上香港不是那麼政治化的地方，一旦政治化後許多事情就漸漸無法讓它發酵。其實香港跟中國大陸、甚至跟台灣，我一直覺得對它的瞭解其實不夠，沒有從瞭解中覺得香港的創意是把這些零件放在香港它就會發生的，而不是一個個零件把它找過來，為了上海片場的需要等等。

這並不一定是後面有什麼人的旨意，要去消散香港的創造力，而是當一方面，金錢的邏輯是這麼樣的強大，賺人民幣可以賺那麼多，另一方面還是回到大家對香港的創意並不是從心裡覺得它有它的地方特色、它的殖民地特色會讓它的作品出來跟其他地方不一樣。

它就是有一種駁雜之感讓它特別精彩，我們很少用這樣的眼光去看香港。

德國之聲：現在有所謂的《國安法》，界線也比較模糊。在做文化交流的時候，這會變成一種顧忌或自我審查嗎？

平路：當然都是有可能的。這些「紅線」一定在，要多麼小心不要踩在紅線，不要變成自己的麻煩，也不要變成兩地交流很大的事情，這種事情是要格外小心的，因此它格外的困難。這也是為什麼我剛剛一直提的，你不能放棄任何交流的機會，雖然很困難，但你還是要更努力地去做，不能想說那就算了那就不去做了，因為那個地方的這種藝術上的創意，它還是需要各方面的養分進去，需要鼓勵。

所有的創作藝術家，他很需要被看見。不能說某些來了台灣就夠了，香港本地才是最重要的。長遠來講，那個地方還是要有培養出元氣才有可能有未來，才有可能有一天有可能恢復它作為很重要的、無論是東西交流，或是未來過去各種歷史縱橫的交流的、非常特殊的地方。

德國之聲：近年也有越來越多在台港人，您認為他們可以在文化交流上扮演什麼角色？台灣方面呢？

平路：對台灣來講是很不錯，因為有廖偉棠、有鄧小樺等（來台），所以我們文化上的風景又多開了幾株奇花異蕊，對台灣本地藝術家的互相刺激、激發創意那是很有幫助的。

我覺得比這個更重要的，是台灣怎麼幫助香港保持本地創作的元氣。除了這些人，第一流的頭腦、最精彩的創意有機會到台灣來，不只是交流，而是常駐，當然會給我們很多養分，另一方面一樣重要的是，怎麼幫香港？

我們都知道，你只有在地的養分才能養出真正屬於香港的藝術家，那個部分我覺得我們可能做得不夠，怎麼做可能還需要一些思索。無論如何你不放棄另外一半我們需要努力的事情，不能說因為是文化就不管它，因為政治我們沒辦法插手（就不管它）。我覺得應該還是要儘量地去參與，用任何的形式，譬如台灣過去做展覽，多交流，我覺得還是應該多去。那是一個真正的、那個地方的創意，還是需要大家一起去呵護。

德國之聲：香港作家西西的《我城》是書寫香港城市身份認同思考的先行作品，到後來《浮城誌異》也被認為帶有「香港人」的意識。2020年她在接受媒體訪問時說，她「對這半年發生的事感到很痛心」，並以「危城」形容當時香港境況。「一國兩制」25年，您怎麼看待「我城」、「浮城」到「危城」的變化？

平路：不管它是怎麼樣變化，我覺得非常重要的，就文化人、藝術人來講，當地人的文化藝術來講，它應該還是「我城」，它還是那個唯一的城——你可以出走、可以流亡、可以到別的地方創作，但一定還是有一批人要在那個地方，把那個故事書寫成自己的部分，他要留下他的記憶。

所以我覺得那個是我們所有在外面的人，應該要關注、應該要祝福、應該要給予我們最大可以做些什麼的，那個還是非常重要。

雖然我們講，包括它的電影業現在支離破碎，真的叫支離破碎，但是我們還是應該期待不管用任何方式，參加影展那只是一項，用各種方式讓它保存能夠說那個地方故事的能力。無論它的現狀怎麼樣，還是「我城」。

德國之聲：您曾出版散文集《香港已成往事》，現在「香港已成往事」了嗎？未來有打算再書寫香港嗎？

平路：那個時候書名叫《香港已成往事》，但其實我離開香港後——說沒有一天（不想）是誇張的說法——但它確實一直在我心裡，可能因為七年的時間實在不短，尤其在我自己創造力或想像力非常豐盛的年代，那個七年對我非常重要。

我在香港有非常盡心地工作生活，還有一些非常知心的朋友，在我的生命中，它真不是往事，它時常還是在我心裡，還是不可能不關注它的福祉，而且我都希望我是以它的本位去看事情，希望對那個地方我關心的人最好的方式，所以其實是情深款款，還是感情很深。

我常常想到我在香港那個地方租的房子，很小一間，是我自己找的，而且我一住住了七年，我常常都會記得在那個陽台上，一個人過了很多的時光，沒有辦法忘記。甚至我今天早上居家隔離時間，我還在看一本香港朋友寄給我的書。那個都是很綿密的記憶。未來我不知道會不會再寫，但心裡的關注是一樣的。

平路本名路平，是台灣當代最知名作家之一，2021年獲「國家文藝獎」。2003年到2010年間，她曾在香港擔任台灣光華新聞文化中心主任。除了出版小說及散文，她也曾任《中國時報》主筆，並為港台多家媒體撰寫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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