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甘瑟先生，您是否掌握了劉霞的近況訊息？

甘瑟(Jared Genser)：很遺憾，我們所知的非常少。7月15日海葬儀式之後，她就"被失蹤"了。有許多關於她動向的傳言，但其實她的親友、律師都無法聯繫到她。我們真的非常擔心她的狀況。中國政府則宣稱，劉霞是"自由"的。但顯而易見，她並不自由。這也是上周我們向聯合國強迫及非自願失蹤問題工作組(WGEID)提交正式請願書的原因。

德國之聲：那提交了請願書之後，我們是否能有所期待呢？

甘瑟：這個請願並不會為我們很快帶來答案。但這依然很重要。聯合國機構首先必須要處理這份請願書，然後向中國政府發送一份正式的問詢書。不論最終聯合國得到了怎樣的答覆，他們都會轉發給我。這個過程可長可短，取決於中國政府想要多快回復。對於我們來說，我們要是沒有在近期得到中國政府的答覆、也沒有瞭解到劉霞的確切下落，那麼我們就會再向聯合國任意拘押問題工作組(WGAD)提交正式請願書，強調劉霞已經失蹤多日，很可能已經被中國當局拘押。這樣，聯合國就必須要出面調查劉霞是否被非法拘押、中國政府是否違反了相關國際法。

德國之聲：現在，您還沒有收到聯合國方面的任何回復？

甘瑟：沒有。

德國之聲：甘瑟先生，您從2010年起就擔任劉曉波以及劉霞的國際代理律師了。您當初是怎樣聯繫到他們倆的？畢竟，那時的劉曉波已經開始坐牢了。

甘瑟：當時我是直接聯繫到劉霞的。她需要為她的丈夫劉曉波找一個國際代理律師。那時的劉霞還能夠相對自由地和外界溝通，也像其他人一樣能用手機通話。我和她直接通話時，諾貝爾和平獎還沒有宣佈得主。但在那之後，她也陷入事實上的軟禁狀態了。

德國之聲：那在這之前，您是否曾和劉霞或者劉曉波見過面？

甘瑟：沒有。我聯繫劉霞的時候，劉曉波已經在監獄裡了，只能通過家屬和律師同外界溝通。和劉霞也是靠電話聯繫。當然我和他們兩人在中國的律師則一直保持聯繫。

德國之聲：那麼多年裡，在如此困難的情況下，您是如何獲得劉曉波、劉霞的訊息的？

甘瑟：在陷入軟禁的頭幾年裡，她被允許每個月探望她的父母。還曾有過勇敢的記者得以打破封鎖，簡短地採訪到她。所以我曾經能通過她父母得到一些訊息，以及一些媒體的渠道。總之，雙向的訊息傳輸都是零零星星的。需要強調的是，我當初成為她的代理律師時，我們的主要目標是爭取劉曉波出獄；後來，在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宣佈前一星期，我曾經和劉霞討論過：要是劉曉波獲獎，會發生什麼？我那時就說，劉霞也可能因此被扣押；我明確和她說了接下去的風險。她最終作出了留在中國的決定。而我也曾許諾盡我所能讓劉霞有機會離開中國、讓劉曉波出獄。現在，劉霞的丈夫劉曉波已經遺憾地因病去世了，所以我現在的工作重心就是讓劉霞離開中國。劉霞從來沒有犯罪，也沒有受到過任何指控、審判，卻連續七年被限制人身自由。中國當局則一直宣稱劉霞是自由的。自由人應該能不受妨礙地隨時與親友、律師溝通，也應該能夠自由地出入境。

德國之聲：劉霞被限制人身自由，只是因為她是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的妻子、遺孀。您曾經擔任過緬甸的翁山蘇姬、南非圖圖大主教的國際代理律師，結合您的經驗來看，劉霞、劉曉波的這樁案子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甘瑟：劉曉波、劉霞夫婦遭受的打壓，其嚴重程度令人震驚。劉曉波其實沒有做錯任何事，他所追求的就是國家權力的文明，他是零八憲章的起草者之一、第一個簽署者，呼籲將一黨專政過渡為多黨輪流的民主政體。為此他付出了高昂的代價。而如今，中國執政者也非常不安，每年大約花費1400億美元用於國內的維穩，相比之下國防開支也就1000億美元左右。可以這樣說：相比來自境外的威脅，中國政府更害怕自己的民眾。這也造成了中國政府強硬對待持不同政見者。在劉曉波這樁案子中，劉霞在沒有任何法律程序的情況下被限制自由，還有其他家屬也受到了莫須有的指控。而且，劉霞的心理、生理健康狀況，也因多年來的軟禁、以及劉曉波的去世，受到了很大的損害。而這一切，就是為了讓劉霞不能發聲。

德國之聲：我們也注意到，不久前，美國一些參議員呼籲將中國駐美大使館所在的廣場更名為"劉曉波廣場"。您也在上周為《華爾街日報》撰稿時提到了這一點。這一倡議有沒有最新進展？

甘瑟：很多人都想看中國官方對此的反應。中國當然對此感到很失望。對於我而言，重要的是讓劉霞以及其他親人能夠有機會出國。另一方面，中國正在試圖讓大家忘記劉曉波，所以"劉曉波廣場"的命名建議，能夠向中國當局表明態度，也能強調劉霞的遭遇是令人不可接受的。我的工作重心始終是能夠讓劉霞等人獲得離境的機會，所以我也願意做任何能夠達成這一目標的事，包括向中國政府公開施壓，迫使他們無法再繼續限制劉霞的人身自由。

德國之聲致力於為您提供客觀中立的新聞報導，以及展現多種角度的評論分析。文中評論及分析僅代表作者或專家個人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