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施潘部長在採訪中不乏自我批評。他表示，回過頭來看，可以這麼說：本來或許可以做的更好些，比如，在採購口罩、檢測等方面。他強調，這一年來的經驗也告訴人們，"尤其在藥品和醫療產品方面"，歐洲"過於依賴"中國。

德國之聲：新冠一年。這意味著，全球200萬人死亡，其中5萬在德國。對變種病毒的憂慮所在多有。我們現在是在哪個階段？依舊還在大疫之中嗎？

施潘：是的，處在大疫之中。在德國，現在也正好是新冠瘟疫一年。2020年1月27日，在慕尼黑出現首個染疫病例。在德國，在我們這裡，偉巴斯特（Webasto）是個關鍵詞：就在這個企業，發現了這個病例，它與中國有關，與同中國的交往有關。當時，我們自然是嚴肅對待的，並立即將我們的所有系統都朝向了它。然而，事情後來會有這樣的發展，在隨後的12個月裡對德國、對歐洲、對整個世界有這樣的影響，我想，沒有人會預料到。然後，又出現了新的一波傳染，本來，在進入夏季後，無論是顯得如此，還是事實如此，在很多國家，局面有所緩和。而現在，出現了第二波疫情，很多國家，德國也是，發生了第三波，一波比一波嚴重。我們現在的確還在大疫之中。

德國之聲：第一波來襲時，德國相當瞭解情況，因為德國檢測數量大。而現在，12個月後，檢測能力還先得擴大。就像在柏林的這家醫院那樣，個別感染病例現在之所以為人所知，是因為做了定期個人化檢測的努力。就此而言，您目前到底瞭解多少？

施潘：首先要說的是，從去年春季起，從3月份起，我們也加強了檢測，同羅伯特-科赫研究所和像在這裡的夏利特醫院那樣的實驗室聯手。在歐洲，這是正常現象。不過，英國和丹麥有著研究傳統，檢測更多，我們現在是跟進，這是事實，提出這一點，毫無妒忌之意，而是充滿敬意。尤其是要做有代表性的、更全面的檢測，以能瞭解這個首先在英國發現的變異毒株。在此，有一點是重要的，那就是：我們現在都注視這種變異毒株，但要是人們在看到了現在在柏林的這家醫院或在石荷州發現的變種病毒感染病例後加以追蹤，那人們當然會發現很多很多此類變異病毒，因為，這就是所發生的事情。但我們所需要的是，有一種具代表性的總體認知，不止於所發生的病例有關，從邏輯上講，此類病例當然佔很高比重。這就是我們下星期第一次要得到的東西。是的，事後來看，這就是該有的認知。

德國之聲：您提到了人們非常關注疫苗生產速度不夠快。儘管其中一種疫苗是在德國研發的，德國目前才拿到了約150萬支，排名並不靠前。若按今天的認知，您會在訂購疫苗的問題上有什麼不同的做法？

施潘：在這一點上，我也得先說明，現在就已經有了疫苗，這可是一大幸運，是科學的一大成就。要是有人在12個月前，在大流行瘟疫之初，就說，"過12個月，我們就會有疫苗，而且是一種有效的疫苗，我們在年內就能提供給每個人"，我們所有人都會暗想：絕不可能。我想，再度強調對這一成就的認可是重要的。現在，我們在最初階段遇到短缺問題。我相當確信，不論當初做出怎樣的決定，原則上說，都無法避免這一短缺現象。我們當初或許可以多訂購一些，但不可能多到讓人明顯感到有區別的數量。現在，當務之急是抓緊擴建生產能力。不過，我們看到了，即使像阿斯利康那樣早早就拿到了擴大生產能力的企業，一旦生產流程中發生了計劃之外的情況，就會有無法避免的後果：我們得到的疫苗數量少於原先的承諾。我絕不是要否認這一情況，相反，我們天天都在作出努力，每天都在同歐委會、同企業交換意見，以期解決相關問題，要求拿到按公平原則本就屬於我們的那一部份，我們已付了款的那一部分。但我也覺得看到這一點是重要的：最終，我們只能接種生產出來的、的確也交付給了我們的疫苗。

德國之聲：美國從一開始就對藥品生產商持嚴厲得多的態度。您現在會提議，對在歐盟內生產的疫苗制定出口許可證制嗎？

施潘：我覺得，如果我們實施出口許可制，是非常理性的，這樣，我們就能知道，哪些在歐洲，在歐盟生產的或配置的疫苗離開了歐盟。許可證並不意味著禁止出口，而是至少必須申請，獲得同意。在很多事情上，人們也都是這麼做的。我們並不想什麼都留給我們。但我還是要求，什麼事都得講個公平。要是供應短缺，那麼，各家有份，都少拿些疫苗，而不能只是歐盟少拿。在這個問題上，我們目前至少不太有把握，在供應困難的情況下，是否的確是公平分攤的。在保護主義和"一切只為我們"--我們不想這麼做-- 之間保持平衡，並不容易。我們最終想要的是，疫苗面向全世界，包括歐洲生產的疫苗。其二，也要求得到公平對待，這也是因為，的確有國家採用不同手段行事。我覺得，作為歐盟，我們能夠表現出某些自信。對世上的所有藥業企業來說，我們是最大的市場之一。德國和法國尤其是有吸引力的藥品市場。醫藥康采恩也是這樣：例如，輝瑞（Pfizer）便是生物新技術（BioNTech）的夥伴。阿斯利康（AstraZeneca）和其它醫藥大亨也該知道，在這個10年裡，在這一生裡，人們相互之間會多次打交道的，可不只是在大流行瘟疫期間。

德國之聲：美國還在川普任上就通過總統令對此作了規定。它是一種"美國優先"戰略。在歐盟也要這麼規定嗎，確保歐洲人首先得到疫苗？

施潘：不，我要的是公平分享，也就是說，我們得到我們先付了款的那一部分。那其實就是相關協議的意義，那是一種預融資，用以擴建生產能力。就是說，為此，我們向幾乎所有與歐盟簽約的各方都預支了數億歐元，用以擴大生產能力。因此，所涉及不是優先，而是公平。這是此處允當的關鍵詞。對歐洲，對歐盟，也對作為德國聯邦政府的我們，總是重要的是，我們也要想到：向世界上其它地方供應疫苗。我們最終也要在歐洲，在德國，先得研發出疫苗，先必須要資助科研，為這個世界開發疫苗。所以說，我們的目標也是，其它國家和地區也能盡快從中獲益。但有一點也是事實：我無法向德國人和歐洲公民解釋清楚，歐洲生產的疫苗世界上其它地方拿得到，而獨獨歐盟沒有。這樣，我又回到公平這一問題上了。公平分享也應在歐盟這裡得到體現。也運到了一些。我的意思是，從全球角度看，194國中，現在只有不到50個國家開始了疫苗接種。

德國之聲：您自己經歷了染疫。您是如何痊癒的？到現在已經３個月啦。

施潘：我丈夫和我，我們有運氣，兩人都只有輕微症狀，感冒症狀。不過，那種不安全感--現在會發生什麼事情？要是碰到其它病毒性疾病，人們還大概知道，現在會發生什麼，或者，不發生什麼。而這種不安全感，當然是在那裡了。很多人也都是這樣的。尤其是隔離期，馬上就隔離。在部裡，一切都擱置了，回家。至少10天不得出門。這是一種經歷，一種目前已有200多萬德國人、世界上數億人遭遇的一種經歷。不過，自己遭遇還是同只是對此作決定有著不同的視角。而我現在正有了這種經驗。但是，正如已說過的那樣，最終所涉及的不是我個人的染疫，有的是病情明顯嚴重得多的人。

德國之聲：最後一個問題：大流行瘟疫一年--您可以從中吸取的教訓是什麼？

施潘：這麼說吧，在這次大流行瘟疫中：總是會發生與人們的設想不同的事情。我已停止做（過多的）預測。因為，我經歷了太多啦：病毒總是又出現了，但過幾個月，局面就全然不同。我無論如何都吸取了這麼一個教訓：我們必須保持機動性。因為，病毒也是這樣的。同時，我們也看到了大流行瘟疫期間人們表現出來的強大的地方。看到了德國的眾多強處，這個社會的眾多強處，經濟的、醫療衞生領域的強處，但同時也像在實驗室裡那樣看到了眾多不足之處。無論是醫護還是專業人員情況、還是數字化現狀，德國醫療健康領域好像還是處在1990年代，而不是2020/21年。我們正在改變這一狀況。我們尤其在藥品和醫療產品方面對中國過大的依賴性。我確信，在整個20年代，我們都將同這些議題打交道。我們要研究這些問題，以堅定的態度從中得出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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