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20年前，您前往西藏，並在那裡建立了一所盲童學校。這一切是如何開始的呢？

坦貝肯：我曾在（波昂大學）亞洲研究專業主修藏學。大學期間，我創立了一種藏語盲文。我在1997年前往西藏，為了向當地政府和盲人們介紹這種盲文，同時也為瞭解當地情況。

我發現西藏有很多盲人--成年人和兒童，這和當地的高海拔、強日照不無關係……。當時，西藏還鮮有盲教活動，我開始為組織、進行盲教努力。對我而言，重要的是，這些盲童可以在開始常規學校教育前先做準備，因此，我本來沒有想建立自己的盲童學校，而是建立一種"學前班"。

那之後，我遇到了保羅（Paul Kronenberg，坦貝肯的工作與生活伴侶），保羅是荷蘭人，他的業務背景與我很不同……。他對於我的倡議很感興趣，我們一起在西藏成立了盲教中心。對我們而言，非常重要的是讓盲童獲得自己解決問題、融入社會生活的能力，讓他們對比其他學生，在一些領域早一點"起跑"。

80名盲童在我們這裡學習後進入了中國常規學校教育系統--小學、中學和大學。從全中國範圍內看，和其他省份相比，我們在讓盲童們融入社會、成功地融入社會方面做得最成功。……很多我們的學員獲得了獎項，一些甚至能擇校上大學，因為他們在高考中的分數夠高。這是巨大的成功，如今這為什麼會成為問題，對此我們非常不解。

德國之聲：我們聽說，您不得不離開中國，您創辦的盲教中心也面臨被關閉。您能具體介紹一下情況嗎？

坦貝肯：在六個月的時間裡，我們一直試圖進入西藏，以便聯絡安排盲教中心的交接工作。而在（之前的）合同要到期3周前，我們得到了入藏證（前往西藏的旅行許可）。在西藏，官方不願意接待我們，但我們堅持要和地方合作夥伴會面。……我們當時不理解當局的這種躊躇，並且一直感覺，他們在迴避我們。

與此同時，我們非常享受與同事、學員和前學員們的合作。特別是那些我們曾經自己教授的學員們，他們如今都已經30來歲，組建了自己的家庭，擁有了自己的職業。電影《盲視》中的男孩Dachung--當時他只有14歲，是（電影裡孩子中）年齡最小的--如今經營著一家有近15名盲人員工的企業、三家按摩所、一個每天登台表演的樂隊和一個盲文車間。

一切都顯示，無論有沒有我們的參與，為了西藏的盲人，這個項目都應該繼續下去。然而當我們拿到要簽署的合同時，我們驚呆了。這裡面不是之前說好的政府財政支持，而是要廢止合同。

其中寫道：各類項目都將結束；我們的西藏合作夥伴將決定如何處理盲校不動產以及家具、車輛等；盲校學員將被分到相關殘疾人中心；我們要放棄對於我們圖片和書籍的版權；我們不能向公眾提及我們在過去19年裡所從事的工作。

這對於我們而言非常令人震驚，因為我們在上份合同中明確地加入這樣的條款：如果"盲文無國界"和西藏自治區殘疾人聯合會停止合作，一切活動將在當地政府的保護下、按照現狀和現在的師資力量繼續進行。由於西藏沒有第二家像我們這樣的專業盲校，我們理所當然地以為，為了盲人的利益，一切都將繼續保持下去。

然而，我們沒有預計到當地政府的虛弱無力，沒有預計到他們並不真正支持我們的方案。我們的格言"讓盲人變成殘疾人前，讓他們變得強大起來"(Empower the blind before they become disabled) 沒有被作為要求接受。恰恰相反，現在他們要關閉一切，讓盲童去那些阻礙他們可以真正融入社會的殘疾機構。

我們一直以為，盲教中心在沒有我們的情況下也將繼續運轉下去。對於我們而言，我們留不留在中國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從事的盲教活動可以繼續進行下去，我們培訓的師資可以繼續在那裡施教。因為這個項目非常成功，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在國際上。

德國之聲：在過去數年裡 ，您的盲校曾在中國多次獲獎。為何當局態度突然發生了轉變？您或者盲校曾經受到過來自當局的警告嗎？

坦貝肯：沒有，我們從沒收到過警告。我們也問自己，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一個曾經受到過如此多褒獎的項目，為什麼會被終止。

針對這個問題，存在幾個猜測：

其一是，中國殘疾人組織從北京方面得到很多資金支持，他們用這些錢建立了一些無人問津的殘疾人機構，這些機構沒有相應的師資，將盲人、聾啞人聚集在一起，缺乏具有針對性的教育培訓。這些機構也沒有為孩子未來融入學校教育、社會、職場做準備，孩子們就在那裡呆上10年，沒有接受繼續教育的機會。因為這些機構一直空著，當局可能想通過我們中心的學員去填補這些機構。

其二是有關我們中心的樓房。我們在近20年前買下了位於拉薩市中心的該樓。可以想像，這樣的房地產在19年裡大幅升值。……有一些當地商人猜測，這裡可能涉及一起骯髒的地產醜聞。我們不知道這是否是真的，但西藏自治區殘疾人聯合會要自己處理盲校不動產的條款耐人尋味。

其三是所謂的"西方教學方法"。但事實是我們的教學方法是有效的，那這種教學方法就應該是沒問題的。更何況，這種教學方法是我們在西藏和這裡的人員一起摸索出來的，西方根本就沒有，因此對我們"過於西化"的指責非常值得質疑。

我還要說的是，我們一直非常支持中國殘疾人聯合會，一直認為該聯合會在世界上做了很多了不起的事情。中國殘聯創始人（鄧小平的長子）鄧朴方和現在的殘聯主席（張海迪）自己也坐輪椅，也是支持殘疾人融入社會生活的。怎麼會讓盲人去那些妨礙他們獨立生活、融入社會的機構呢？ 

德國之聲：近來，中國政府對NGO（非政府組織）的態度有所變化。您認為，發生在您和盲校的情況是否也與中國收緊對NGO的管控有關？

坦貝肯：確實，很多NGO面臨麻煩，中國當局不希望其繼續留在中國。然而這和我們沒有關係。我們（"盲文無國界"）本來也是要離開中國的，本來也是想要把項目交給當地人員、中方合作夥伴的。因此，這個新的NGO法和這件事沒有關係。

德國之聲：對於拉薩盲校的孩子們，這些變動意味著什麼呢？

坦貝肯：對於他們的未來，我比較悲觀。這些變動意味著，他們無法進入常規的教育系統，無法上大學，無法學習英語等……，而他們都是很有天賦，很願意進入學校學習的孩子。

此外，由於我們的職業培訓農場將被關閉，這讓孩子們在職業教育領域的選擇變得更少。我認為，所有盲人都要學習按摩的說法非常錯誤，毫無道理。也有盲童希望當記者、當麵包師、自己做項目等等。我認為，關閉這樣一個為盲童提供很多職業培訓機會的農場，是不負責任的。

德國之聲：迄今為止，您得到柏林政府的支持或者打算支持的訊號了嗎？

坦貝肯：沒有，畢竟這起事件還沒有最終決定。……可以確定的是，這件事涉及的不是一個政治決定，不是關於中國的西藏政策，而是一個關於盲人的問題。

此外，很多德國外交官、歐盟外交官，也包括荷蘭駐華大使，積極為這個項目奔走，他們也明確表示，這個項目在中國、世界都具有榜樣作用，希望不要結束這個項目。這當然是好事，因此目前還沒有最終結果。

還有，我不也認為，這個決定（結束項目）是來自北京的。恰恰相反，我們得到北京向我們表達支持的訊號。我認為，這是一起地方事件。……當地的殘聯此前根本就 沒有注意到關閉項目帶來的危險，現在突然發現原來有這麼多反對力量。這很好，應該讓他們繼續聽到這種反對聲音。

德國之聲：您現在的個人打算是什麼呢？如果項目保留，您還打算回到中國工作嗎？

坦貝肯：當然，如果我們（薩布利亞和保羅）再次接到邀請，我們還會再到中國。我們需要的只是一個項目邀請，而這個不容易。

我要說的是，我們在西藏持續生活了12年，西藏是我們的一個故鄉，就這樣剝奪我們繼續在那裡生活的權利，不是友誼的體現。在中國，經常會提到"友誼"，我們也得了中國政府頒發的"友誼獎"。然而現在的問題是，如此的對待，真的是友誼嗎？ 我們等入藏證等了半年，到了西藏也一直不被接待，直到入藏證馬上就要過期了，在最後12個小時裡才能進行對話。新西藏殘聯主席上台後發生的這些和之前的良好合作形成鮮明對比，也完全不是友誼的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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