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位於日本東京都的中心地帶，有座相當簡樸卻充滿人文氣息的「東京人文論壇」空間。主掌這個空間的伍雷，是位被中國吊銷證照的前律師。

1973年出生的伍雷，本名李金星；到日本居留前，在北京是中國大陸的知名維權律師，替很多冤案、人權上訪的事件發聲。一度，伍雷被中國政府視為「麻煩人物」，不斷遭約談，最後甚至被吊銷律師資格。他說：「因為這樣，我有6、7年被限制出境。」

當時是2018年左右，正逢小孩出生的伍雷，也面臨孩子的教育問題。「2022年7月時，我太太跟小孩先過來，我只是希望能讓孩子有學校上。」伍雷提及，另一中國維權律師李和平的孩子，至今在中國仍無法上學。DW記者問到，中國政府不讓學童就學是否違反憲法？伍雷苦笑回說：「這國家違法的事多著呢。」

當初原本只是想讓孩子受教育，沒想到2020年開始的新冠疫情，讓伍雷動了移居念頭，「發生太多變化，像是過山車急轉直下，（中國）就是法西斯國家了！」伍雷坦言，遷居到日本是人生中「完全沒有想過的意外」；一家人曾經在美國待了幾個月、也去了其他國家遊玩，沒想過在任何一國留下，最後卻移居到日本。

對於自己的日文能力，伍雷笑稱「完全不行，都是天書」，現在還是靠播放網路的日文學習影片來學日文。他笑說，孩子日語都很好，「老師們現在都不知道他是中國來，孩子跟老師說什麼我也聽不懂，只希望孩子在這好好上學。學好日語跟英文是很重要的，日語會成為他一生最重要語言」。 

伍雷最後為何能夠出境？他坦言，當然是跟中國政府有「約法三章」。至於協商內容詳細為何？伍雷稱不便透露。

從2022年7月6日移居東京至今，已經過了兩個年頭。伍雷笑說：「7月6日是我們家族的『日本節』，我們都會小小慶祝一下。」

以「三年疫情為標誌」

中國新冠疫情下的混亂，成為伍雷決定移居的主因。他感慨地說：「如果說（中國）以前還有點人權的話，現在是都沒有了，無數人就這樣死掉，需要腎透析、每天上千台緊急手術、當時全斷掉，這是很災難性的局面。」

伍雷講到此時，突然長嘆一口氣，眼眶泛紅、語帶哽咽。沉默許久後，他說：「對中國人來說，就是一場災難。」講到災難二字時，他已經語音模糊。

伍雷認為，中國經歷疫情這3年是很沉重的創傷，但結果連中國人現在都不敢回顧，當作沒發生，這是很不該的。伍雷秀出他的手機給記者，「就像我手機這樣，曾密密麻麻貼著一堆貼紙，寫著5月4號做了核酸，貼紙痕跡都在。當時手機上沒有這個（貼紙），就回不了家」。

「沒有法治就是這樣，變成人治。（疫情）死了多少人？都不知道，有日本人在上海餓死，很多人沒有吃的，無數的悲劇，我聽到朋友去世、朋友跟父母死掉。」伍雷比喻，這場疫情比「三反五反」都還厲害，就是法西斯管制。

疫情當時，已被吊照的伍雷仍希望走訪、關心以前案件情況，結果每到一個地方就被隔離30天。許多冤案無法再拖，但因為疫情讓平反遙遙無期。伍雷坦言當時很灰心，一度鎖在家中不想出來了，直到後來友人跟他說，「 （赴日簽證）手續已經辦好，不出來就浪費了」，他心念一轉才決定移居日本。

在日本，伍雷仍然掛念在北京的人及工作，他坦言仍有回去中國大陸2次。對於人身安全，他嘆氣說，「回去當然沒有問題，能否回來才是難說」。

當伍雷回去時，全家都在守電話，他也跟家人稱「如果我回不來，那就是十年後再見了」。在這裡替在國內的友人煎熬，但回去家人更煎熬。

成立寄居者華人互助社區

伍雷在日本成立了一間人文論壇，定期舉辦演講跟分享會、親子活動等，希望能照顧移居華人家庭。他指出，許多家庭都是在新冠疫情受創傷後，毅然決然決定移居，但是在工作、生活等都需要大幅地心理輔導，因此才成立這個空間讓當地華人能活動。

他指著牆上貼著的一張一萬日圓紙幣說：「捐贈這張紙幣的人，是個中產階級人士，一場疫情讓他積蓄歸零，他在這空間像個孩子不斷放聲大哭。」

伍雷感嘆，中國這40年來的重心就是賺錢。「沒有疫情時，中國人都認為自己好成功 ，去紐約、華盛頓，都覺得當地好破爛，覺得自己特牛X。直到疫情發生，大家才驚覺自己什麼都不是。」

根據伍雷自己推算，至今仍有約破百萬人在排隊等移民日本，至少數十萬人在疫情後「潤」到日本，他稱疫情後中國「大概會有這個星球創立以來最大的移民潮」。

建設華人交流社區，可以讓大家還不熟悉新環境時彼此互相扶持。「大人能夠在這哭、掉眼淚，孩子可以在這裡玩，遠離訊息孤島，這是我做這社區的主要原因。」

對於未來是否將在日本長居，伍雷給了否定的答案：「我是『寄居者』，沒有想定居， 每天都希望能回去。每天都希望發生大事情，就可以買機票回去了。也許某個重要的人突然就過世，歷史就改變了，誰知道呢？」

身為基督徒的伍雷認為， 寄居者心態就是要知道自己的「法老」在何處。但來到日本後，看到井井有條的街道，他感受到東方國家的法制化與民主化。「很多人都說東方人不適合搞民主，但是日本是成功的」，讓他受到不小的刺激。

「日本有民主、有法治、東方國家市場自由化，它的優點是很突出，當然缺點也是。日本人絕大多數都很好，但很多日本人對政治、對國家前途是漠不關心的。」  

伍雷認為，日本作為先進民主國家，應該對全世界民主化多做貢獻：「我知道國民希望遠離戰爭、恐懼戰爭，但真的會達到這個結果嗎？我擔心日本有可能未來50年會在外交政策上面臨最大失敗。」

伍雷也表示，日本的民主法治進程對東亞很重要，「當年日本人用槍砲達不到的目的，現在可用民主法治力量，影響更多中國人」。

持續關心中國未來

伍雷創建的華人小社區，逐漸累積成果，「人文論壇」在中國國內的觀看有時也可以到數十萬人。記者問他是否擔心被政府封鎖，伍雷回說「又沒殺人、又沒放火，擔心什麼呢！」他同時也持續關注中國國內的維權運動。

對於中國政府，伍雷也表示他的擔憂，「很多國內的人還支持台海戰爭，我很擔心這會愈來愈快，台灣人民會成為犧牲品」。當被問到這些人支持言論者的心態時，伍雷稱：「你覺得他們是理性的嗎？當年希特勒是理性的嗎？軍國主義是理性的嗎？今天的氛圍就是一模一樣的法西斯主義。」

伍雷舉例，過去日本的治安維持法，設置特高警察，控制大學、媒體跟工會，無數學者被抓，如今中國特別像。更讓他難過的是，「當時沒有人阻止戰爭爆發，知識份子心中反對不敢說話、政治家更不敢反對，現今中國就是這樣，說了就抓你」。

對於未來的期許，伍雷希望能在3、5年內，把東京的「華人文化社區」做好。他稱：「我們就是寄居者的社區，環境變化下可能會再回去，但這段期間把自己本分做好，既來之則安之，觀照好孩子跟家人、尊重日本國民跟遵守法律。」能在日本待多久尚未可知，但對於中國局勢，伍雷的熱誠持續不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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