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德國之聲：150年來，國際紅十字會在戰爭地區提供人道救助。目前，使國際紅十字會尤其難以展開施救工作的是什麼？

毛雷爾：我們越來越頻繁地與參與方數量多得難以置信的戰爭打交道。您不妨想一下敘利亞。今天，我們面對的不再只是2個或3個衝突方，而是50個或者60個！統計數字顯示，參與方超過10個的衝突大幅增加。其二，衝突不再是在某地獨立發生，而是受到地區及全球勢力的推動。

我舉個例子，就能看得很清楚：比如，國際紅十字會欲談判進入監獄，要與之打交道的就不只是當地的眾多參與方，而是也要越來越多地在地區和全球範圍使用外交手段。

這兩種趨勢的混合導致我們面對非常困難、幾乎無法解套的局勢。在此，請讓我舉出一個一再教我震驚的數據：世界上，被暴力驅逐的的背井離鄉者中的80％來自不到20個衝突地區。

德國之聲：國際紅十字會的經典做法是在緊急情況下提供帳篷、醫藥、食品、毯子。現在依然還是這樣嗎，或者，對人道救助的要求改變了？

毛雷爾：到現在依舊是這樣的。若涉及自然災害，就像新近在莫桑比克的颶風災難，那麼，提供基礎救援物資的緊急救助在今天也具有中心的意義。我們也會遇到戰爭情況，那時，當務之急是提供人道緊急救助--主要是生存幫助。

不過，我們介入這些衝突的時間越長、戰爭延續越久，問題的複雜性也就會越來越大。在中心城鎮的戰爭事件發生越多，我們就必須越來越多地在其它層面活動。我們必須使水供應系統恢復運行，必須恢復衞生系統，必須滿足民眾的新需求，比如，提供心理咨詢。

有關什麼是人道需求，自有其區別。我們必須對此作出反應，調整人道救援行動。

德國之聲：您剛才講到過，修復基礎設施也是國際紅十字會的任務，比如，電、水、醫療供應。不過，相關工作一再受到制裁措施的拖累，例如，在敘利亞。紅十字會怎麼應對這樣的制裁措施？

毛雷爾：上個世紀90年代起，我們就一再指出了這一點的重要性，即：必須考慮制裁措施給普通民眾帶來的影響。作為中立組織，我們不對制裁的政治合法性問題表示態度。但對百姓帶來的人道方面的影響，對這一問題，我們是發聲的。我們與實施制裁的國家和國際組織打交道，設法盡量減少其人道方面的影響。我們這麼做也是為了能找出願意為人道行動網開一面的政府。

德國之聲：在國際紅十字會的工作和其它救援組織-不論是公共的還是私人的-工作之間的重疊似乎越來越多。您如何相互區分？

毛雷爾：我們是而且永遠都是一個人道組織。它意味著：我們保持中立、獨立、在衝突中不偏袒某一方。我們與所有各方打交道。我們談判設置中立的人道空間，以保護民眾、幫助他們。這是我們所作所為之根本。

但是，我看到，我們是如何越來越長時間地在越來越複雜的戰爭局勢下行動，那就還有第二個層面：我們的意志，即：在人道救助之外，建立與其他行為者之間的關係。由此，我們作為前線組織在其中活動的那些空間也能向其他行為者開放。

就此而言，我更多地是尋求補充而非原本意義上的合作。對我來說，非常清楚：開發政策行為者和人權活動者在社會上有著比人道救助者更具轉型意義的使命。

在最困難的局勢下，我們也能出現在當地，這一能力取決於是否能取得共識。為此，我們就不能不與他人有所區別。但是，攜手合作、更多相互補充，能讓我們發揮更大的作用。

毛雷爾是設址日內瓦的紅十字會國際委員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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