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在您看來，近年來人們是否失去了對愛滋病的恐懼感？

巴爾-西諾西：我們對這種疾病的關注越來越少。尤其是在富裕國家，許多人現在都認為，愛滋病患者通過合適的藥物，生活品質還不錯，而且能擁有與健康人相近的預期壽命。

但是，也恰恰是這種認知造成了愛滋病感染人數再次上升。歐美的同性戀人群中這種情況尤甚。而且，從我們的長期觀察結果來看，接受長期治療的愛滋病患中，25%~60%的病人--各個國家情況有些不同--都沒能有效抑制愛滋病毒。這是因為他們沒有能夠正確地完成療程。

我很喜歡問這樣一個問題：哪些地方的愛滋病治療有效率特別低，只有25%？大家都回答說是非洲。但其實答案應該是美國首都華盛頓特區。因此，關鍵因素並非貧窮或者富裕，而是獲得治療的可能性。在美國，愛滋病主要影響到少數群體，這些少數群體並沒有完整的免費醫療機會；而且，他們是否能夠真正完成療程，也缺乏相應的監控機制。

在我的家鄉法國，能夠長期抑制病毒的愛滋病患比例約為60%。但即便如此，也還很不夠。在法國、澳洲等抑制率達60%的國家，愛滋病治療依然是免費的。和病人談論治療時，也會發現這並非只是錢的問題。要在一個較長的時間段內貫徹療程，總是很困難的。

然而，對於許多製藥企業而言，錢卻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如果我們能夠把愛滋病等特定領域的科研活動與經濟利益脫鉤，是否會對情形有所幫助？也就是說，在涉及公眾健康利益的科研時，可以停止該領域內的經濟競爭。

這是對製藥企業提出的一個問題。當然他們一定會說，這不可能實現，因為企業沒有經濟利益就無法生存。而企業無法生存，便無法推動(製藥)研發。這便意味著(學術界的)科研無法帶來公共衞生效益。

所以說，最終問題還是在製藥企業這邊？

對。我們搞科研的沒法來開發新藥，我們缺乏相應的知識與技能。在學術屆內，我還真不知道有誰還能搞製藥，這也不是我們的職責。也就是說，問題關鍵不在於科研，而在於如何生產藥品。而我們搞學術科研的對這一領域並不熟悉。

但是愛滋病預防組織AVAC負責人沃倫(Mitchell Warren)曾說，如果不能為人們所用，那即便是世界上最好的疫苗也是沒有用的。

我完全同意這一觀點。對於治療方法而言，道理也是一樣的。我在相關會議上也講過，如果科學家發現他的研究成果無法轉化成實際應用，從而幫助病人，那這科學家就會變成抗議活動人士。因為這完全令人無法接受。

所以我們必須找到一個方法。製藥企業必須以某種形式受到調控。丙型肝炎就是一個例子。我們可以治癒丙肝，但是成本非常高昂，這無法令人接受。政治界必須致力於調控藥價，而且這必須在全球層面上進行，而不僅僅是歐美國家。我們(學術界)也需要有人熟悉藥品研發及生產。這些工作當然也應該獲取報酬，畢竟製藥行業也為此投入了很多人力物力，但是藥價應該要有一個上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