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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這是最好的年代,要做最強的事」

洪沙 (採訪記者)2016年2月17日

4年前,中國獨立電影人范儉前來參加柏林電影節「新生代青年訓練營」。4年後,他帶著拍攝製作跨度11年的紀錄片《吾土》參加了本屆柏林電影節全景單元的展映。接受德國之聲採訪時范儉表示,在中國屬於70後電影人的時代到來了。

Berlinale 2016 Filmszene - Wu Tu - My Land
圖片來源: Berlinale

(德國之聲中文網)時隔4年再見到范儉,他臉上已經少了4年前的遲疑與謹慎,現在更多展現在他臉上的是自信與自豪。他指導拍攝的紀錄片《吾土》闖入了本屆柏林電影節全景單元。這部電影講述的故事是老陳一家15年前從河北農村老家來到北京,通過承包一片菜地,賣菜謀生。但是,2010 年,隨著北京的城市擴張,老陳承包的菜地被村委會賣掉,一家人苦心經營的家園也要面臨限期拆除。老陳認為補償條件太低,再加上家鄉的土地已被賣掉,因此他拒絕在拆遷協議上簽字。此後,老陳和妻子李小鳳開始用拍攝DV、發微博等各種方式開始同村委會進行艱苦的抗爭……

德國之聲:4年前你參加"新生代青年訓練營"(Berlinale Talent Campus)的時候曾表示過,希望在參加訓練營培訓期間找到合適的製片人。當時還將製片人與導演之間的關係比喻成"夫妻"。當時你找到合適的製片人了嗎?

范儉:其實導演和製片人就是搭檔,和夫妻差不多一樣的感覺。(笑)後來我太太做了我的製片人。4年前她也來了,當時她還只是我的女朋友。後來她專門做了紀錄片《吾土》的製片人。她為這部片子申請到不少基金的支持,例如聖丹斯電影節和釜山電影節的基金扶持。所以說,4年前不但成功地找到了製片人,還找到了真愛。(笑)。

德國之聲:4年前你給這部片子取的名字是《在城市裡奔跑》,為什麼這部片子最終改名為《吾土》呢?

范儉:我還是想讓標題更直接和簡潔一些。我最近的幾個片子片名都很短,從《活著》到《吾土》,再到《尋愛》。我覺得電影就是應該用最簡潔的語言表達最豐富的內容。而且我不喜歡電影裡有大量文字性的內容,越簡化越好。讓影像更多一些。

電影《吾土》中的畫面圖片來源: Berlinale

德國之聲:《吾土》這部片子完成之後,你給老陳一家看過嗎?

范儉:有。這個片子剪完之後第一個觀眾是我太太,然後就是老陳一家。

德國之聲:老陳一家看後有什麼樣的反應和反饋嗎?

范儉:可能是因為他們看的時候我不在現場。他們看了這部片子幾天後我去拜訪他們一家人,他們沒有表現出特別強烈的情感反應。他們特別驚訝的地方是,為什麼我在片子裡用了那麼多他們自己拍的素材。他們覺得自己拍的就是一些家庭錄像,也沒想到怎麼家庭錄像成為一部電影裡的重要組成部分。另外他們看到自己兩年前、三年前的樣子就驚訝地說:"唉,那時候我是那樣的。"總而言之,我覺得他們是喜歡我這部片子的。

德國之聲:老陳知道這部片子在柏林電影節上展映嗎?

范儉:知道,我帶著這部片子去海外參加電影節之前都會告訴他們一家。我覺得,老陳一家對於這部片子能在海外電影節放映這件事,內心中有一種驕傲。但是他們也會有一些擔心。在中國有時候你必須非常小心,不管是他們(老陳一家),還是我們拍片的人。因為他們畢竟(因為拆遷的問題)遇到過很多衝突,而且為了孩子他們不希望跟政府之間存在直接的矛盾。所以他們既希望自己的故事被很多人看到,但同時又擔心被政府知道,實際上是兩種混雜在一起的心情。

德國之聲:如果你自己給《吾土》這部片子打分,從110,你會打幾分?

范儉:我會打在6到7之間吧。我覺得這部片子在講故事的方式還不夠好,另外電影的手段還沒有很高。很多時候靠對白,我希望未來我的電影更多地能依靠影像本身讓觀眾能有所感受,而不是依靠大量的對白來推動。我覺得這是電影該做的事。再者在製作層面,例如聲音的品質等等都還有改進的空間。

參加2016年柏林電影節的范儉(右二)圖片來源: DW

德國之聲:你拍攝的不少紀錄片選擇的題材內容都和民工、農民等社會群體有關。這其中有什麼原因嗎?

范儉:我的父母曾經也是農民,也做過農活,這可能是一種關係,(讓我更加關注農民群體的生活)。另外一個原因我覺得是內心的層面。我也是一種類型的移民。我父親是重慶人,參軍之後到了寧夏留在那裡,所以我的家庭是個移民家庭。我在寧夏長大,後來去武漢上學,在山東找到第一份工作,之後又去了北京,一直都是移民的狀態。如何找到自己的根,也是我的一個困擾。北京這樣一個城市,對於我來說也沒有歸屬感。即便我現在有北京戶口,在北京生活得也不錯,但是我覺得自己對這個城市沒有歸屬感。所以可能正是這種歸屬感的缺失,正是建立我和他們(被拍攝者)之間一個關係的橋樑。再有一個原因可能和我以前曾經從事新聞記者工作有關。作為記者對於社會話題會有一種職業上的熱情。

德國之聲:你對未來5年有什麼計劃和打算嗎?

范儉:未來5年我想我還是會專注於紀錄片的拍攝與製作。而且要出一到兩部更高水準的作品,爭取達到至少在中國是一流的水準,如果還有可能,爭取能做出世界級一流的紀錄片電影作品。這是一個挑戰,但我覺得值得一做。因為這是最好的年代,要做最強的事情。或者說是,屬於我們70後電影人的時代到來了。如今登上柏林電影節的不再是張藝謀,甚至不再是賈樟柯,而是楊超(電影長江圖的導演)或者我這樣的70後。我覺得屬於我們的時代其實已經來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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