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2月17日，由數百位來自30個國家國會議員組成的「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IPAC）在日本東京舉行了一次研討會，聚集來自幾個民主國家的幾十名國會議員，呼籲對中國採取更嚴厲的政策。

這次會議反映了IPAC在創立時的初衷，也就是努力改革民主國家的對華方針。該組織成立於2020年，一直被中國官媒批評為「反華」組織，且其若干成員近年來受到中國政府制裁。

然而，IPAC堅稱其旨在為跨國議會建立框架，希望藉此迫使全球對中國的相關討論發生變化。IPAC的執行董事裴倫德（Luke de Pulford）在接受DW訪問時表示：「我們尋求利用國會議員可用的工具來提高意識，提出政策建議，並改變相關的辯論。IPAC已經為一些經濟上與中國接觸較多的國家的國會議員，創造了發言的條件。」

部分專家認為，在各國考慮應對中國政府帶來的風險和挑戰時，IPAC有助於改善立法機構之間的訊息交流。新加坡國立大學政治系副教授莊嘉穎告訴DW：「在面對一個更加自信的中國時，這種交流有助於改善訊息環境，相互協調也可以進一步維護民主國家的利益。即使中國的行為不是特別強硬，民主國家之間能夠更好地協調，甚至可能就一些事情與中國進行集體談判，都可以更好地發揮民主國家的影響力。IPAC的存在有其合理性。」

其他分析人士認為，IPAC的存在是為了向民主國家傳遞訊息，也就是它們有必要協調，找到方法應對中國帶來的挑戰。台灣國立東華大學助理教授、前歐洲議會政治顧問馮儒莎（Zsuzsa Anna Ferenczy）告訴DW：「IPAC的關注點非常全面，包括中國對民主、人權、國家安全、貿易和基於規則的全球秩序的威脅。IPAC的存在也是向北京傳遞一個訊息，那就是有一個平台可以將各民主國家的國會議員聚集在一起，而他們也意識到需要提高對中國所帶來風險的認知。」

IPAC能帶來什麼具體的影響？

莊嘉穎強調，在認清IPAC扮演的角色的同時，外界也不該誇大IPAC的能力。他告訴DW：「各國的立法機構主要的功能是審查和擴大監督，而不是發起行動。立法機構往往比較難做出明顯的政策突破。換言之，由於IPAC是一個與立法機構打交道的組織，它在本質上會扮演一個更被動的角色。」

馮儒莎則認為，議會外交一直是應對來自中國威脅的有效方法。她說：「北京一直很在意被公開批評，而從歐洲的角度來看，歐洲議會一直是推動各歐洲機構朝著更願意公開批評中國的方向發展的實體。從部分歐洲議會議員參與IPAC的現象來看，這意味著議會外交會是一個關鍵平台。」

馮儒莎也補充道，由於國會議員沒有能力創建具法律約束力的機制，所以民主國家的國會議員應更專注在建立合作平台。她告訴DW：「這確實有助於民主國家內部反思與中國的關係。」

IPAC對中立場會過於鷹派嗎？

IPAC被中國國家媒體定性為「反華」勢力，但該組織的執行董事裴倫德卻堅持認為IPAC對北京的批評是針對中國共產黨，而不是針對中國人民或中國這個國家。他對DW說：「如果說拒絕接受大規模的人權侵犯和國際規則的腐敗，就代表對中國採取鷹派立場的話，那麼到十年後，北京將把所有人都變成鷹派。」

莊嘉穎說，IPAC中一些更有話語權的成員，在國際社會上提出了許多與中國相關的重要人權問題。IPAC在英國議會的成員上週發起一項倡議行動，反對中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人民政府主席吐尼亞孜訪問英國。在巨大的公眾壓力下，英國外交部後來宣佈吐尼亞孜取消出訪英國的計畫，此舉被IPAC視為一大勝利。

前歐洲議會政治顧問馮儒莎告訴DW，在歐盟內部，部分成員國與議員仍對IPAC在中國議題上所採取的立場持保留態度。她告訴DW：「歐盟內部包含各種觀點和想法，而當歐盟在如何應對來自中國威脅方面仍然沒有達成共識時，歐盟和很多成員國並不完全放心接受IPAC的一些觀點。」

© 2023年德國之聲版權聲明：本文所有內容受到著作權法保護，如無德國之聲特別授權，不得擅自使用。任何不當行為都將導致追償，並受到刑事追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