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口號的一個主要作用就是製造一種幻象，當人們的視聽被無所不在的「和諧社會」和「小康社會」口號來轟炸時，口號本身這一現實就被當成了口號所提倡的現實，喊口號者因此就輕而易舉地通過喊口號超越了現實，實現了理想。

在當前，對「和諧社會」的熱衷無疑是因為中國社會中和諧的缺失，而「小康社會」無疑也僅僅是一種口號中的現實。按照中國官方的說法，中國在進入21世紀的同時也有96％的人口進入了(初級)小康社會。如果在中國進行一個代表性民意調查，如果不把小康僅僅定義為溫飽，那麼認為自己的生活已經達到小康的人口比例是否會過半數，都是大可懷疑的。

不管採取什麼樣的指標或者指標體系來定義「小康」，一個小康的社會應該是一個結構穩定、人們安居樂業的社會。而目前來看，中國與其說是一個小康社會，還不如說是一個高風險的社會。這裡說的風險既包括了實實在在的、可以用物化指標來衡量的風險，也包括了人們主觀感受的對未來的籠統的不安全感。衡量一個社會是否小康，如果不看這個社會各階層抵禦風險的能力，無疑是難以作出有說服力的判斷。

已經進行了近三十年的中國「改革開放」過程中，政治體制改革雖然緩慢，但是所帶來的社會變革卻是深刻的和難以逆轉的。中國的社會轉型方向難以把握，這對於社會控制者、社會成員和外界觀察者來說都是如此。儘管如此，中國的社會結構分化趨勢卻已經有了大致輪廓－社會貧富兩極分化日益嚴重，社會中間階層比例小。

在貧富兩極中，由大部分農村人口、城市流動人口、失業人口和城市低收入及無收入人口為主體的貧困一極雖然在絕對生活品質上與以前相比有了提高，但是他們無疑是中國社會變革過程的失意者，是對自己命運最不能把握的群體，他們缺乏社會保障，生存狀態基本是處在為得到和把握最基本的生存機會而掙扎。在現有的社會政策下，這一群體很難分享不斷增長的社會財富的積累。對這部分佔人口多數的人來說，「小康」尚遠，而靠自身力量來抵禦社會風險的能力則近乎為零。

如果中國能夠被稱為「小康社會」，那麼這一社會中真正能達到小康的階層無疑是所謂的「中產階級」或者「中產階層」。這一階層隨著其定義改採用的不同經濟、社會的和文化上的指標而有所不同的指向。雖然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李春玲的很有說服力的分析，中國只有大約過4％左右的人口符合通用標準而可以稱為現代中產階層，但是大體來說，中國的確有這樣一部分白領階層，按照中國國家訊息中心某官員的中產定義，他們「擁有穩定收入，有能力自己買房、買車，能夠將收入用於旅遊、教育等消費的人群」。根據通常的政治與社會轉型理論，這一群人似乎最具有中產階級的特質－政治態度溫和、價值多元、反對極端激進、主張漸進改革，是現代民主社會的穩定基礎或者是促進社會民主化轉型的主要力量。

這一部分我們姑且稱之為「中產階層」的人，他們的生活其實也如履薄冰，他們抵禦現代化工業社會固有的風險(健康、失業和養老)和轉型社會特有的風險的能力其實也是非常低。隨著中國經濟日益融入並依賴全球化，全球化帶來的經濟危險也給「中產階層」賴以安身立命的穩定收入帶來不穩定因素。傳統意義上的一直可以幹到退休的職業幾乎不復存在，年輕一代就業人口教育素質的提高和流動性特點為穩定的中產階層帶來空前的就業壓力和不穩定感。由於中國勞動權利保護法的薄弱，所謂的「中產階層」實際上都面臨著極高的勞動權利被侵犯風險。

在現今中國，上述「中產階層」其實和貧困階層一樣，法律基礎缺乏的或者極不健全的社會保障體系不足以使他們能始終有效抵禦疾病風險，生場大病或者家庭成員生病都有可能使一個「中產家庭」破產，因病致貧和因病返貧的風險非常大。除此之外，供一個子女接受從小學到大學的教育所需要的費用也足以使很多中產家庭不堪重負，這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中國社會的高風險使得教育被視為一種抵禦風險的投資行為，而不是把教育視為一個健全心智和實現人格發展的基本前提。

另外，現代化的工業社會本身就是一個「風險社會」，如德國的社會學家烏爾利希.貝克和英國的政治社會學者安東尼.吉登斯指出的技術發展帶來的風險(核污染)、環境風險、金融風險以及各種可能的突發事件帶來的社會振蕩。非典危機、松江污染、禽流感等事件已經讓中國人對此有切身體會。除此之外，中國社會還有著轉型社會特有的風險，如社會關係不穩定，制度化保障缺乏，共同價值瓦解，法律制度的不健全，單位解體後社會生活單元的解體，社區的不存在，維權渠道的匱乏和維權代價大，缺乏有組織的利益代表等。一般性的工業社會的「標準風險」加上轉型社會特有的風險，中國社會應當說是一個高風險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