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新京報佔領了首都，它報導選美的街頭軼聞、批評薩斯病人受到的不當治療以及病人要求高額賠償的故事。發行這份報紙的試驗並不表示要為新聞自由開道。新京報更多希望在北京的報刊和廣告市場上佔據一大塊地盤。1300萬首都居民每天要買三百萬份報紙，新京報要取得成功，必須刊登具有時效的可信報導。例如，它派記者到江西調查有49名礦工死亡的煤礦事故，在國際版上以套色刊登了德國戈爾雷本反對儲存核廢料的抗議活動的照片，當然它不會說，如果這樣的示威活動在中國發生的話，那麼參加者會象犯了危害國家罪一樣受到追訴。」

世界報的文章最後說，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最近的兩篇評論對媒體自由化提出了警告，再次要求，一切報刊都應是黨和人民的喉舌，記者必須有黨性。在後一個問題上，新蘇黎世報的一篇文章說，中國記者正騎在老虎背上。文章寫道：

「走到基層，到出版社和編輯部看一看，就可以獲得令人驚奇的景象。例如，過去灰溜溜的赤腳宣傳員害怕與外界接觸，工作時總有人從背後窺視，而今天的中國記者卻是十分熱心、願意討論問題。由於經濟上不依附國家，他們的職業意識有了提高，也相當樂於無拘束地談充當記者角色過程中的矛盾心情：一方面要為個人特色和市場立足而競爭，另一方面要忠於路線，否則就會受到強有力的制裁。他們每天都處於這兩者的衝突之中。所以，一名記者在自己的行業中享有的價值主要取決於他是否敢於突破規則，向一個不符合時代的體制發出解放的呼聲。」

文章接著介紹了廣州日報今年一月突破框框、報導薩斯疫情、繼而在人大會議期間被指令停止一切有關報導的經過。文章最後寫道：

「前總理朱熔基說：『媒體通過其監督作用，可以幫助我們糾正錯誤，更好聽取公眾意見。』這話聽起來象施主說的一樣，但實際情況並非如此。一方面如果沒有媒體揭發從環境污染到腐敗這個惡性腫瘤等各種弊端，黨和政府早就維持不下去了，另一方面訊息的傳遞如此之快，變得如此難以全面瞭解，一旦政治上出現嚴重情況，政府只能選用無情鎮壓的大棒對付媒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