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國已經在使用"防火長城"等工具限制內容敏感、不受歡迎的外網，不少網站被直接屏蔽、封鎖，為何還要大費周折動用各種方式來對外媒進行審查？

薩拉‧庫克：畢竟不是所有網站都被封鎖，而且中國人獲得國際訊息的手段越來越多。直接向國際媒體和記者施加影響會更簡單，也更有效。另一方面，這也關係到中國政府和中國共產黨的國際名譽。想像一下，如果有影響力的國際媒體大篇幅報導西藏或者新疆，例如警察向民眾開槍，那麼國際上的反對和抗議聲要比現在響亮得多。

中國是否從近期開始特別在意自己的國際形象？

近期的發展和幾個因素有關：中國當局在國內越來越沒有安全感，擔心民眾對政府和共產黨的領導失去信心；而中國經濟越來越強大，國際聯繫越來越緊密，國際上的輿論和行動對於其執政合法性和經濟產生的影響也越來越大，全球化趨勢下，中國對其國際形象更加敏感；同時全球化下，中國手中的砝碼也增加了，向國際媒體施加壓力的方式也更多了。

您在報告中說，中國政府一方面使用商業廣告等經濟手段促使國外的中文媒體進行自我審查，另一方面，中國政府也經常與外語媒體所在地方政府進行接觸，要求當地政府限制負面報導。這也發生在美國或者德國嗎？

中國政府針對海外不同地區的不同媒體，施壓方式也不同。對於相對民主的國家，如美國、德國或法國，可能會偶爾出現中國大使館和媒體高層聯繫，要求不要發表或刪除某篇報告的情況，例如那篇關於習近平家族隱秘財產的報導。

在世界其他地區，特別是亞洲，例如柬埔寨、越南或者印尼等國，針對那些獨立的、對中國政府持批評態度的媒體，中國政府則選擇接觸和自己聯繫緊密的當地政府，直接或者間接地向當地政府施壓。例如在柬埔寨，很多時候可能不需要中國政府發話，柬埔寨政府自己心裡有數，會要求媒體進行自我審查。尼泊爾的情況也類似，該國記者和媒體不對（西藏）難民進行報導，並非害怕中國政府，而是擔心受到其本國政府的嚴懲。

針對越南和印度尼西亞的例子也不少。比如當地的法輪功練習者--很多並非華人--企圖向中國和當地華人聚集區傳播未經審查過濾的、持批判性的新聞訊息。中國外交部則向兩國政府發函，要求盡快了結此事。越南政府將該事件的兩名組織者送進監獄；印尼基本上關閉了肇事電台，也對一人下達了逮捕令，不過他並沒有真正被逮捕--印尼的整體環境要比越南開放。

總體而言，這些對中國有很大經濟依賴的國家，更擔心冒犯到中國。而美、德這樣的西方開放民主國家，我們還沒見過任何政府因為受到了中國政府的壓力而向本國媒體施壓的情況。

您在報告中提到《紐約時報》和彭博社的案例，因為報導習近平和溫家寶家族財產，媒體蒙受了不少經濟損失，其股票一夜間跌了20%，廣告量也減少。這樣的經濟影響會讓西方媒體封口嗎？還是會適得其反，反而刺激其反抗情緒？

事實上，《紐約時報》和彭博社最終都發表了其報導，報導在中國和世界各地引起了人們的反抗情緒。因為涉及面廣、後果複雜，作出抉擇很不容易，在編輯部裡和這些媒體內部都有過大量討論--例如市場或者銷售部可能擔憂編輯部會影響自己的生意，這些經濟考慮雖然不會阻止記者，但會讓記者在報導中國某些問題時顧慮更多。

記者在報導中國時顧慮更多，這是否也是您對未來發展的預期？

要探討這個問題，首先必須承認該現實情況的存在--認為國際媒體不受中國審查的限制，是一個非常幼稚的想法。未來的所作所為和發展方向由媒體行業和外部環境共同決定。不可避免的是，只要共產黨繼續執政，中國就會繼續向外界施加壓力。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不斷增長，當局會更多地也對境外輿論施加管制。然而不確定的是，這種管制是否會成功。中國政府要求彭博社不要發表那篇文章，但彭博社還是頂住壓力發表了，這非常好。我們認識到存在這樣一個問題，如何作抉擇就取決於世界各地的人們--廣告商、投資者們是支持股票上漲還是透明地報導，未來如何發展取決於我們大家。

採訪記者：萬方

責編：苗子

薩拉‧庫克（Sarah Cook）女士是總部位於華盛頓的非政府組織"自由之家"的資深分析師。國際媒體援助中心（CIMA）本周發布了她的最新報告《中國審查機制的巨大陰影》（The Long Shadow of Chinese Censorship: How the Communist Party's Media Restrictions Affect News Outlets Around the Worl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