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由藝術家希林格為聯合國人權日創作的金色的鴿子現在飛到您的手中，不知您獲得這個獎項心情如何？

廖天琪：我是從德國筆會手中獲得了這只金鴿子。我當然覺得這是一項很高的榮譽，一方面代表了他們對我的友誼，一方面也是對我工作的肯定。但我也認為這個獎也不是給我個人的。因為是從德國筆會傳過來的。德國筆會跟我們獨立中文筆會有非常好的合作關係。特別是最近幾年，德國筆會對我們多個方面工作有很多支持，所以我認為這個獎是德國筆會對我們獨立中文筆會工作的肯定。對我們受到各方面很大壓力的獄中作家的支持。所以我心裡覺得非常愉快，也覺得很感動。

德國之聲：金鴿獎的授予方式非常與眾不同，是由獲獎人再提名下一個獲獎得主。現在您打算繼續把這個獎傳給誰？

廖天琪：我當然最希望這只金色的鴿子能飛到中國去，帶去和平和希望。但是這個想法可能是沒有辦法實現的。所以我可能就近在歐洲來找。因為傳遞的儀式，也就是頒獎的儀式不是默默地來進行，而是在一個文學活動或其他儀式上頒獎，我想我可能會考慮荷蘭或義大利的個人或團體。

德國之聲：現在生活在歐洲及德國的中國作家也不少，他們中很多是因為不同的原因流亡海外。他們的創作境遇如何呢？

廖天琪：在歐洲有好一些已經在國際上打出名聲的以漢語寫作的作家。像在倫敦的楊煉，小說家馬健，在德國的紀實文學作家周勍和報告文學作家廖亦武。在國外進行漢語寫作並不容易。因為作家的生存狀況是，除了寫作外，作品必須要發表，發表就必須進入商業市場。這對於漢語寫作的作家來說並不是很容易。但我剛剛提到的幾位作家他們已經走出了漢語的世界，進入了國際文壇。他們的狀況即使不是非常好，但一般來說生活是沒有問題的。除了物質生活外，在精神生活上，我相信他們是很豐富的。因為他們得到了同行的肯定。同時，這些作家雖然生活在國外，但他們的心和他們的感情還是和中國大陸的同事們聯繫在一起，而且他們寫作的土壤還是一個漢語的土壤。他們的寫作跟他們以往的記憶，以往的生活經驗，也就是他們在中國經過的所有的事情是分不開的。

德國之聲：西方有沒有更多地通過這些流亡海外的中國作家來瞭解中國呢，這個途徑是否更多得由翻譯家來溝通？

廖天琪：一直到相當近期，西方要瞭解中國主要是通過他們自己的比如說新聞媒體。要瞭解中國文化的情況、文學藝術是需要通過翻譯家。在這方面事實上漢學家扮演了比較重要的角色。但是我對於特別是德國漢學界是比較失望的。因為這十多年以來，很多德國漢學家為了不影響自己出入中國的自由，往往對很多現實的事情閉上眼睛或者根本不提，或者對於官方認可作家的作品介紹很多，甚至於通俗文學-我並不反對通俗文學，但這只是文學中的一個範圍-而對比較嚴肅的作家或者對官方不認可的獨立作家的作品介紹得很少。我舉個例子，像廖亦武這樣一個被西方非常推崇的紀實文學的作家-他事實上從2010年秋就來德國訪問過，從去年夏天事實上定居在德國-他每次有什麼活動，漢學家基本上都不來。所以這方面我非常失望。但要瞭解中國並不要通過漢學家。像廖亦武，像馬健，他們把中國現實的情況反映在自己的文學作品裡面，而且能夠被廣大的西方讀者所接受。

德國之聲：您本人來自台灣，您對大陸的人權問題非常關注。什麼是您如此關注大陸的原因呢？

廖天琪：事實上我覺得自己是個世界公民。我在台灣長大，受教育，一直到我讀完大學，之後我就離開了，現在已經過了40年。40年來我都居住在國外。我覺得這種人性的關注，人權的關注完全沒有文化、語言、國界的限制。我今天關注中國大陸的人權問題，但我同時也關注在歐洲，在拉丁美洲發生的侵犯人權的事情。比如土耳其也是我關注的範圍。但我最關注的還是中國那一片大地，華夏的大地，華夏的文化，因為我們畢竟是同文同種。

我自己也寫作，任何來自國家機器對於寫作人的壓制都是我所不能接受的。我們獨立中文筆會是國際筆會的一個成員。我們的最高宗旨是，如果世界上有一個人沒有寫作和言論自由，那麼我們大家自己所享受到的言論和寫作自由都沒有意義。我們要為其他的受到言論自由和寫作自由壓迫的人說話。出於這樣一種信念，這麼多年來我一直在這方面做一點我力所能及的事情。特別是2009年以來，我被推舉為獨立中文筆會會長，那我更認為這是我的責任，來關注中國國內的同行。另外，這麼多年來我一直從事文字方面的工作。我在國內有很多朋友，雖然我們往往沒見過面，只是通過電話，通過聲音和文字來瞭解對方的思想-比如像劉曉波，我以前經常和他通話，國內有很多作家，我們都只是通話而已，因為他們出不來，而我也進不去-但我覺得我們思想是一樣的。因此我再重複一次，思想、精神、各方面的自由和價值是沒有任何界限的。何況中文是我的寫作語言，何況我是中國人。

採訪記者：樂然

責編：苗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