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與成千上百個其他敘利亞家庭一樣，西亞姆夫婦看到了這段6分鐘影片，希望能找到兒子的下落。2013年4月14日清晨，瓦西姆‧西亞姆（ Waseem Siyam ）離開了在大馬士革的父母家。他要將麵粉運送到該市南部塔達蒙區的一家國營麵包店。例行公事。然而，這一天，34歲的西亞姆沒再回家。 

9年了，現居德國的家人始終相信，瓦西姆在一個檢查站被扣，後被送進阿薩德政權的眾多監獄之一。現在，隨著塔達蒙大屠殺影片曝光，家人們終於知道了他所遭命運的殘酷真相。 

影片裡，一名身穿白色T恤和牛仔褲的男子被押到一條無人小巷中的一個大坑旁。坑裡，屍體成堆。瓦西姆的妹妹塔斯尼姆‧西亞姆回憶道："爸爸最早認出了他。哥哥看上去完全不一樣了，他們毒打過他，或許，也是因為害怕。" 但父親通過步態認出了兒子。被蒙上雙眼的這個年輕人得自己往坑裡跳，就在下落時，他被槍殺。他斯塔尼說，"就像一場夢魘。影片裡這樣被殺的人就是我的哥哥啊。我怎麼看得下去？"

拿受害者生命當游戲  

2022年4月下旬，一名敘利亞叛逃者拍攝的這段令人齒冷的塔達蒙大屠殺影片與公眾見了面。影片攝於2013年4月16日，瓦西姆‧西亞姆失蹤兩天後。其中場面讓人無法忍受。短短幾分鐘內，兩名穿制服者殺害了41個平民。遵循同一種模式。其中一人先從一輛白色麵包車裡押出一蒙眼平民，走到一大坑前，裡面已堆滿屍體，旁邊有許多汽車輪胎。在那裡，另一人將其推下炕中並開槍射殺。然後，往屍體上澆上汽油並焚燒。 

戰爭已在敘利亞延續了11年，衝突各方都犯有無數暴行。但是，記錄了當時在敘政府控制的塔達蒙發生的大屠殺的這一影片，尤其讓人震驚。也許是因為，這些殺手明顯是在享受自己的"工作"，是照章辦事。在光天化日之下殺人，不急不躁。有幾次，他們甚至和受害者玩殘酷游戲：他們聲稱，這條路上有敵對狙擊手開槍，所以，蒙上雙眼的受害者得趕緊跑，從而掉進坑裡，而還在明白自己會躺在哪裡之前，就被槍殺了。 

這些凶手顯然覺得誰都動不了自己，所以，錄下了相關罪行。它們可不是用手機偷錄的影片，而是"高清晰度"拍攝的產物，拍攝過程中，凶手們對著鏡頭揮手、大聲說笑。他們為什麼要這麼做？是想要有"狩獵戰利品"嗎？或者，是想用自己的 "良好工作表現"在上司面前加分？有一點是肯定的：影片不對外。

戴帽人仍在秘密軍事機構工作  

荷蘭種族滅絕研究所（NIOD）研究員溫格爾（Uğur Ungör）是2019年首批收到影片拷貝者之一。他和同事沙烏德（Annsar Shahoud）一起發現，影片裡的疑似肇事者均效力於敘利亞總統阿薩德。其中一個是後來去世的納吉布‧阿拉比（Najib al-Halabi），是一個與政權關係密切的民兵組織成員。影片中的另一名男子叫阿姆賈德‧優素福（Amjad Youssef），與阿薩德有更直接關係，通過他的漁夫帽可以清晰認出他。他現在仍是軍事情報部門的一名官員。 

溫格爾研究員對德國之聲表示，"對我們來說，過去兩年像是地獄。想像一下：你知道發生有這麼一場可怕的大屠殺。你不得不一再重看這段影片，但不能讓他人知道。" 這已不是普通意義上的研究。這兩位學者致力於找到所有那些責任者，實現在長達數十年的衝突中很少有人能做到的事情：影片證明敘政府對一些最嚴重的戰爭暴行負有無可辯駁的直接責任。

"我殺過很多人"  

為此，研究人員成了真正的偵探。沙烏德，一個土生土長的敘利亞人，為自己創造了另一個自我：安娜‧Sh. （Anna Sh.），一名來自霍姆斯（ Homs ）的年輕婦女，阿薩德總統的熱情支持者，也是阿勒維人。英國《衛報》報導了"安娜‧Sh." 如何在兩年內與數百名阿薩德政權官員互動並獲得他們的信任。2021年3月的一天，她看到了影片中的男子優素福，當時，他戴一頂漁夫帽。"安娜‧Sh. "和他成了朋友，倆人常通電話。她的同事溫格爾則同時旁聽。

優素福感到孤獨，抱怨他所承受的壓力。他在 "安娜‧Sh. "那裡找到了能理解自己的人。過了幾個月，他終於挑明："我殺過很多人"。兩位研究人員實現了目標。"安娜‧Sh. "現在可以消失了。 

沙烏德和溫格爾已將相關記錄轉交給荷蘭和德國司法部門。倆人也在美國雜誌 "New Lines "上的一篇長文中公開了他們的發現。溫格爾表示："我們不能只是說，'嘿，我們是學者，我們做了這項研究，讓它像炸彈一樣在社群網站上勁爆，然後，重返書齋。我們必須承擔責任"。

有特出證據價值  

在調查人員看來，該影片有著獨一無二的的證據價值。首先是因為它記錄了事件的過程，受害者和作案人清晰可見。其次，它表明，屠殺並非偶然事件：準備好的亂葬坑、作案者們的駕輕就熟、試圖讓受害者身份無法辨認的行為、過程的記錄。國際特赦組織的國際刑法專家施瓦茨（Alexander Schwarz）指出，它們構成了表明這些是有計劃實施的罪行的跡象："影片所顯示的對平民的系統性攻擊，是將犯罪行為定義為危害人類罪的前提條件。"  

此案是否會引發、及何時啟動刑事訴訟程序，尚不清楚。今年1月在德國科布連茲（ Koblenz ）被判犯有反人類罪的前敘利亞軍官安瓦爾‧拉斯蘭（ Anwar Raslan ）案表明，這是可能的。記錄侵犯人權行為的Mnemonic組織的高級法律顧問斯特萊夫（ Fritz Streiff ）認為，這段影片也有政治訊號作用。他表示，該影片所喚起的恐怖和震驚，對於反對同阿薩德政權關係重新正常化非常重要。來自阿姆斯特丹的研究員溫格爾也強調說，"它不只事關阿姆賈德‧優素福，而是事關造就了優素福一類人的那個體系。"  

"我們還活著，只是因為我們應該活下去"

施瓦茨和斯特萊夫都在為那些其親屬仍在敘利亞失蹤的人們工作。像在科布連茲那樣的對罪行的澄清，可讓受害者家人得到某種蔚籍，減輕一些痛苦。不過，死者瓦西姆的妹妹塔斯尼姆還沒有走到這一步。她說："我知道，該在生活中保持樂觀，但現在，我們失去了所有希望。我們還活著，只是因為我們應該活下去"。 

不過，她仍接受了德國之聲採訪。採訪結束後，她還短短 補充說了以下幾句話："我想讓人家知道，為什麼我們中間不少人要花幾個月和幾年時間才能融入'德國'，為什麼一些人難以融入：因為我們在敘利亞有過正常人難以想像的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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