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就像中國的體制一樣，中國的發展也一分為二：一方面是共產黨僵硬的一黨統治，其禮教和秘密權力中心至今仍然主宰黨和國家的政策。另一方面，越來越多的務實領導人想依照法律準則管理國家，使中國融入國際社會。溫家寶總理的報告就明顯地體現了這一政策。與其前任執行的一味追求增長的政策相反，他宣佈要執行平衡的政策，要提高八億農民的生活水準，不再只顧發展城市。這說明溫家寶是一個講究實際的人，他關心的是社會穩定。他的政府報告不再對台灣使用尖銳的語調，這並不說明他原則上拒絕對台灣使用武力，而是因為他知道，威脅只會加深台灣人民的不信任。北京的實用做法是變革的徵兆，要求法制的呼聲與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已結合在一起。雖然中國在向法制國家前進的道路上仍然步履維艱，但是共產黨想掩飾矛盾變得越來越困難了。」

商報報導了江蘇私營飛達電鑽廠的老闆朱國平。他是共產黨員、人大代表，是人們所說的「紅色資本家」。商報說，就像許多經過精心挑選的私營企業家一樣，朱國平也得到了黨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不過，這種政界與商界的結合往往給提供了孳生腐敗的土壤：

「如果說過去是各級政府控制一切的話，今天的權利則掌握在一個集團的手中。在這個集團中，國家公務員與以前曾是軍人、官員和國有企業老總的企業家們密切合作。國家把紅色資本家提升為人民代表不僅可以在思想意識上控制他們，也可以把他們用於寶貴的宣傳目的，作為改革櫥窗中的模特兒，供西方欣賞。

這一發展趨勢也推動了本來就已泛濫成災的腐敗。有好關係的人可以廉價獲得土地，可以在私營化過程中廉價買下原為國家所有的機器和生產許可證。北京政法大學的楊凡估計，有四兆美元的國家財產就這樣轉到了私人手中。

所以，批評家們認為，把保護私人財產寫入憲法不過是變相為盜竊公眾財產正名而已。2002年，經濟犯罪增加了70%。2001年，北京的國家檢察機關調查的120人中，有70人是國有企業的經理和副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