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的北京之春的火焰，使八九之秋追求自由的烈火在東歐燃燒。」這是1990年代中期，我訪問柏林牆附近一個民間博物館時，一位德國講解員對我的疑問所作的解答。因為，整個展覽圖片的第一幅，是一位中國青年在1989年勇敢地阻擋坦克車隊的畫面。我想瞭解紀念柏林牆倒塌的展覽圖片，為何選上中國「六四」的照片，講解員的回答，使我認識到追求自由、民主、人權的理想是普世價值，心是相通的，爭取自由的鬥爭是互相支持和共同發動的。果然，兩年以後，1991年的莫斯科出現了同樣的追求自由的遊行，蘇聯解體了，蘇聯共產黨被解散了，社會主義陣營瓦解了，冷戰結束了。20世紀的地球人鬆了一口氣,歡呼自由、民主在偌大一片土地上實現了。

我幸運地經歷了1980-1990年代的兩個大事件，1989年的北京「六四」和1991年的莫斯科「八一九」。在「8.19」那天，我正在蘇共中央黨校參加中蘇哲學家「人‧科技‧社會研討會」。我們看見電視裡反復播送的是柴可夫斯基的「天鵝湖」舞劇，沒有新聞，只有舞蹈。後來出現了緊急狀態委員會的公告。街上賓士著坦克，隆隆聲震動大地。我去紅場看到一列列的坦克，但是小孩子爬到坦克炮塔、炮口上玩耍，坦克兵向我說：「我們是國防軍，不會向老百姓開槍。」

雖然蘇共中央黨校校長向我們講：「這是莫斯科的天安門事件。」但是，沒有像北京那樣向平民、學生開槍，據說只是坦克轉彎時碾死了3個人。沒有出現毛澤東預言的千百萬人頭落地的局面。戈爾巴喬夫採取了不同於鄧小平的政策，以和平方式接受了人民和黨員對政治改革的要求，蘇聯解體了，俄羅斯和各個聯邦共和國走向自由、民主、共同富裕。中國現在經濟發展了，但是「六四」後遺症的包袱沉重壓在中國人身上，領導人堅持跛腳改革，拒絕政治改革，公民們沒有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結社自由，更沒有免於恐懼的自由。

我永遠不會忘記，柏林牆邊的博物館中央有一根閃閃發亮不鏽鋼尖柱，上面橫七豎八插滿了一些小本子，還是證件的物品，陪同要我猜這是什麼？我說：「好像是證件。」她說：「對！黨證！」在柏林牆被沖垮時，許多東德的統一社會黨黨員扔掉了自己的黨證。後來的民間博物館長撿起來這些被拋棄的黨證，作為展覽品的中心標誌物。我理解，這些黨證是告訴人們，當一個黨脫離群眾時，不是黨開除黨員，而是黨員拋棄黨，主動扔掉黨證。我想起，蘇聯人告訴我們，當「八一九」以後，葉利欽要沒收蘇共財產時，沒有一個黨員、一個黨支部奮身而起，去保衛蘇共財產。當蘇聯國旗從克里姆林宮黯然落下時，沒有一個蘇聯公民為保衛蘇共領導的蘇聯而戰鬥。為什麼？因為，在1991年「八一九」以前的一次調查中，約有80%的被調查者認為，蘇共代表官員利益。當擁有幾千萬黨員的大黨脫離了廣大群眾、脫離了黨員時，就成了失去民心黨心的泥足巨人、紙老虎，自己就倒下來了。脫離了黨員和群眾，黨就自我毀滅了。

蘇聯「八一九」20周年快到了，「柏林牆」倒塌22年了，中共的領導人也許應當深刻反思了。槍桿子可以保住自己的權力於一時，但是民心失去了，脫離群眾了，無論多麼偉大的人物和政黨，總有一天會被人民、黨員和歷史所拋棄。

作者：姚監復

作者簡介：姚監復，1957年畢業於哈爾濱工業大學。曾任中國農機研究院工程師，原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國務院農村工作研究室研究員。哈佛大學燕京學社協作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