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其他國家在公眾輿論中的形象，本國的媒體起著相當大的決定作用。而媒體傳輸給公眾的這些形象往往帶有很多公式化的、老套的成見。如果這些報導是積極的，一般不會出現反對意見；但如果這些報導是負面的，則會被批評是粗暴的簡單化和偏見。這一點今年在德國和中國之間得到了明確體現。

本次德中媒體對話中方的基本立場是，德國記者對中國大多都是作負面報導，而中國記者報導的則常常是德國的積極方面。然而，一年多以來，德國媒體關於中國的負面報導則成為中國媒體中德國形象的主導因素。

而德國記者則提醒中方，不要把對於消極事件的報導看作負面報導。也就是說，不能說訊息的傳遞者對消極事件本身負有責任。這些報導也是可以發揮積極作用的。而中國記者對德國社會問題幾乎不感興趣，而更願意關注類似汽車、啤酒和足球這樣的老套話題，則讓德國記者感到十分驚訝。雖然中國的社會問題可能比德國還多，但是德國的社會狀況也會影響到民眾對中國的印象。

中方與會者多次指責德國媒體是一個"反華聯盟"，而在去年秋天德國總理梅克爾接見達賴喇嘛之後表現尤為明顯。而德國方面則強調，各家媒體都是獨立報導，並不存在一個"反華聯盟"。而他們也沒有對中國和中國人作出籠統的批評，而只是針對一些現象。對於美國或是德國發生的事件他們同樣會作出批評，也並不因此就成為反美或反德聯盟。

德國《時代周報》的副主編馬蒂亞斯‧納斯認為，針對中國的批評目前日漸增多恰恰說明了其日益增加的重要性。世界上的重要國家通常要比不太重要的國家遭受更多的批評。

德國媒體關於中國的報導還被指責是刻意追求轟動效應，並且把中國當作全球化的替罪羊。上述的第二點指責得到了德方的部分承認。柏林《每日鏡報》的哈拉爾德‧舒曼認為，許多西方媒體確實在一些問題上與本國政府站在了同一個立場上，比如它們和政府一樣，都認為如果不約束中國，就無法解決氣候保護的問題。舒曼表示，這其實只是一個推卸西方責任的說辭而已。然而，對於中國政府遵循的經濟發展模式無法與國際接軌，而且還給中國帶來生態環境的破壞這樣的問題，中國媒體也並沒有進行追問。舒曼認為，中國和德國的記者都忽視了放眼全球的視角。

此次德中媒體對話由斯圖加特國際關係學院受德國外交部委託，與廣東外語外貿大學新聞傳媒學院聯合承辦。在關於會議主題--環境問題報導的討論中，多次出現雙方與會代表各執一詞的情況。德方代表強調，即使在有關部門不知情的情況下，進行獨立調查也非常重要；而中方代表則一再談到與政府部門合作的必要性。《南方周末》記者曹辛表示，如果想要找到那些破壞環境的罪魁禍首，與國家環保總局達成一致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只有這樣才能通過地方政府部門的重重關卡。

中方與會代表中，記者人數並不多，大多是來自國家機構的媒體學專家。對德國媒體"反華行動"的指責的一再重複，表現了雙方之間仍然互不信任。慣於接受國家指令的中國媒體似乎無法想像德國媒體報導不接受德國政府的指令。

中國對媒體報導的導向、影響和限制，以及德國媒體受商業利益和政黨爭鬥的影響這些問題，在這次的媒體對話中都沒有提及。雙方都清楚地認識到，自己對於對方的媒體工作條件都知之甚少。

兩國政治體制的不同似乎比文化上的差異更多地決定了這次對話的界限。而德方提出的共同進行調查研究的建議要想實現，恐怕還需要再召開多次類似對話。至於中方對這種共同調查研究是否感興趣，目前還不清楚。在這方面，政治體制上的界限又將是一個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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