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貝爾部長(Dirk Niebel)，您在接受《世界報》採訪時說，德國與中國可以在對非援助方面展開合作。但是，一方面德國更注重價值觀，而另一方面，中國卻側重於經濟利益。這樣的合作該怎麼實現呢？

中國走在自己的成功發展道路上，現在也已經成為了世界上的援助大國。自然，中國的發展援助模式和德國是不同的。但是，我們也必須認識到，中國的這種模式也能被人接受。我認為，如果我們能夠和巴西、智利、南非、印度等其他新興國家一道也展開類似的三邊合作項目，就可以相互學習，能夠更好瞭解共同的價值觀，我們在這個領域內展示多年的經驗，並同時利用新興援助夥伴國自己的發展經驗。這兩者的經驗結合起來，就有助於後進國家得到自我發展的更好機會。

可是，「兩者經驗結合起來」並非是1+1=2這般簡單呀！比如，中國的對外發展援助政策，在過去多年間飽受批評；中國的投資者被指責忽視當地的人權狀況。

您說的是對的。我想，中國自身也有意願，讓這些批評今後不再站得住腳。德國發展援助走的是另一種模式，是以價值觀為導向的。而德國作為主權國家，和我們的夥伴國一樣也有自己的利益。德國正嘗試將我們的價值觀傳播給援助夥伴國，使我們的價值觀能夠盡可能廣泛的傳播。
中國現在則將價值觀導向的發展援助視作干涉他國內政。中國的對外發展援助是由商務部負責的，所以它的模式和德國完全不同。而這恰恰更值得嘗試合作、開展項目，德國和中國能夠就合作項目達成一致，然後在這個基礎上同中國展開交流，讓中國的(發展援助政策)更為貼近國際經合組織(OECD)的準則，即其他傳統援助國的價值準則。

您是否也認為，在德中攜手援助非洲的過程中，德國帶給受援國的政府治理經驗，也會為中國自己的政策帶來幫助？

雙方能夠互相學習的東西很多。我可以舉個例子。加納的政府非常注重發展，我們德國的援助方，則是一傢俬營單位，典型的政企合作。加納許多商業開發的油氣資源的資金透明運作，為當地人的發展做出貢獻，而不是讓資金流到錯誤的地方。與此同時，中國則在加納北部修建一條跨國鐵路線。中國的目的之一當然是為了運走當地的資源，但這也是一個巨大的基礎建設工程，投資額約達60億美元。而我作為德國聯邦發展援助部長，手裡的預算總共只有60億歐元，還得用於全球的受援國。 我沒有必要去加入這樣的競爭。

目前的現狀是，受援國需要改善執政時，就會來找德國；需要建設大型基礎設施時，就去找中國。如果德中兩國能夠把各自特長結合起來，就能夠相互學習，而受援國也能夠盡早脫離外部援助，實現自主發展。

德國在這裡也藏有經濟方面的利益麼？

當然，德國在這裡也有經濟利益，但這不在顯著位置。我們的重點是，全球範圍內抗貧。而我們的扶貧事業，也傾向於在之後能夠和受援方開展經濟合作。我們部門在50多年前成立的時候，全稱就是「聯邦經濟合作與發展部」，幾十年來，正式名稱從未叫做「發展援助部」。因為「援助」一詞，雖然也有好意，但也含居高臨下的意思。在全球化的今天，並不是簡單的誰施捨誰的關係。與之相反，我們與「夥伴國」一同合作，共同制訂發展目標，然後再攜手共同實現目標。

我的最後一個問題：您在接受《世界報》採訪時，曾經表示，德國沒有足夠實力援助建設大型基建工程。這也是德國近年來援助非洲時，更注重價值觀的原因？您是否也能夠在這個領域講述一些成功的實例？

我們當然還是有實力去建設這些基建項目的，只不過沒有足夠的錢去支付而已。這還是有所區別的。德國的工程師，德國的建築師，在全世界的港口、機場工程中，都能見到他們活躍的身影。
而在良政領域，有許多實例。比如剛才提到的，幫助加納實行資金流向透明化。又比如在蒙古，開展資源經濟合作，幫助它們在頒發採礦許可權時，實現透明化操作。國家在頒發採礦許可時，是能夠賺錢的。如果不知道究竟誰持有採礦許可證時，這些許可證就有可能像股票一樣被倒賣。這並非蒙古政府的初衷，他們原本是想用這些錢投入民生，投入國家的進一步發展之中。我們在政府制定方案時，就提供幫助；也同他們的審計署展開合作，從而更好地進行監管工作。我們也為他們政府提供咨詢，以實行有效的稅收制度。當然，最終還是由當地官員制定具體的稅率，但我們可以幫助它們，告訴他們怎樣實行有效的稅收體系，怎樣從公民及企業手中徴税，從而讓這些稅款最終通過公共財政用於廣大民眾。

部長先生，謝謝您接受德國之聲的專訪。

采編：文山
責編：李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