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中的雙邊關係被認為相當好。施泰因邁爾受到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的接見也證明了這一點。德中兩國不僅僅在經濟領域交往密切，在其他各個層面也都有合作。兩國領導人每年都舉行會晤，各位部長之間都保持著密切的接觸，各種代表團頻繁穿梭於歐亞兩大洲。幾乎每個稍具規模的德國城市在中國都有一個姊妹城市。

在此背景下，德國外長上任以來對中國的首次訪問，本來只是例行公事而已。但如果仔細觀察，就會發現氣候已經有了微妙的變化，德國的外交重心開始發生轉移。隨著新一屆政府推行接近美國，疏遠莫斯科的路線，在亞洲就相應地意味著接近日本，而與中國保持謹慎的距離。

施泰因邁爾不僅是5年來訪問日本的第一位德國外長，而且他是先到日本，後到中國。恰恰在日本期間，施泰因邁爾表明了本屆政府在歐盟對華武器禁運問題上的新立場。德國前任總理施羅德曾極力主張歐盟解除1989年以來實施的軍售禁令。而當年的總理府主管，現任外長施泰因邁爾則表示，只有在與其他歐盟國家取得一致意見的情況下才能取消軍售禁令。他也沒有作出要為此付出努力的承諾，這一點自然符合總理梅克爾的意願。梅克爾將在今年5月訪問北京，屆時武器禁運將是一個無法迴避的話題。

施泰因邁爾必須面對的另一個不愉快的話題是，中國的智慧財產權保護問題。在德國，指責中國企業剽竊技術的抱怨越來越多。德國投資者也意識到，高技術產品也會被仿冒，而且仿冒產品已經不僅僅在中國市場上出售，而是被返銷到了德國。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中國在加入世貿組織後頒布的一系列保護智慧財產權的法律，都是以德國法律為樣本制定的。

法律雖然出台了，但具體在落實上卻遇到了問題。中國外長李肇星也承認這一點。雖然中國政府一再公開表態要加強對智慧財產權的保護，但事實上，國家鼓勵企業設法獲取先進技術。看來只有當中國企業也因侵權而蒙受巨大損失的時候，這種狀況才會有所改變。

北京政府正在大力宣傳「和平崛起」的理論。中國是否能在國際體系中完成崛起，而不與其他國家發生大的摩擦，關鍵要看一個問題：即中國是否準備擔負起與自己大國地位相稱的責任，以及中國在多大程度上願意遵守國際普遍認同的規則和多邊協定。施泰因邁爾在北京談到的議題正是突出了這一點，這些話題包括：伊朗核爭議，以及中國以能源原材料為重心的外交政策，在內政方面，則是中國公民的自由權利得不到保障的問題。

保持對話是正確的方向。在此意義上，本次訪問期間商定的德中兩國舉行「戰略對話」的框架是值得肯定的。尤其是德國外長在同中國政府領導人會談之外，還會見了非政府組織代表。這是一個正確的訊號。這些組織和個人才是中國社會轉型的動力和載體。無論從哪個角度看，他們爭取更大生存空間的努力都應得到人們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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