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改善一個視任何批評為對其內政干涉的國家的人權狀況呢？用制裁的方式，嚴厲的詞句，還是公開的對話？

德國總理施羅德想做一種全新的嘗試。1999年11月，他訪問中國時，向中國總理朱熔基提出進行法制國家對話的建議。學法律出身的施羅德考慮到，與其每次訪問中國的時候都向中國遞交在押政治犯名單，批評中國的人權狀況，不如與那裡的政治家、律師和學者就法制國家的問題展開全面的討論。

不過，本周二在北京結束的第三屆德中法制國家研討會卻可能令施羅德及其司法部長多伊布勒－格梅林失望。本次研討會的主題是如何確定貸款信譽、改善對企業和公民的法律保障。在會上講話的專家卻幾乎沒有聽眾。只要外交禮節允許，中國的官方人士就提前退席。剩下的只是少數幾位對研討會論題感興趣的學者。

這並非偶然。中國雖然同意與德國展開法制國家對話，但是並不想坐下來聽德國人的說教。他們只是想給德國的談話夥伴留個面子。因為中國知道，來訪的德國人必須談人權，否則他們回家以後就會被反對黨罵得狗血噴頭。施羅德想展開靜悄悄的對話，而不是大聲地對中國發出批評，中國人對此表示贊賞。

不過，中方也要向德方顯示，他們其實對德國夥伴要說的並不感興趣。因為德國司法部長多伊布勒－格梅林試圖說服中方放棄的正是中國政府想繼續實行的路線，那就是將法律變成政治的工具。中國雖然不斷推出新的法律，但只是在向外界展示更多透明度的時候，或是不得不接受國際標準，比如在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之後。

只要中國實行一黨專制，那麼每一項法律都是為共產黨服務的工具。因為共產黨是置身於憲法之上的。只要北京政府不打算改變這種狀況，那麼任何將中國變成法制國家的嘗試都將是徒勞。

前不久，國際特赦組織對德國紅綠政府的中國政策做了一個總結。他們得出的結論令人悲哀。據此，中國的人權狀況在紅綠兩黨聯合執政期間繼續惡化。國際特赦組織提到了中國大量的死刑判決以及對工運領袖、法輪功信徒和新疆維吾爾族獨立運動成員的大規模逮捕。此外，中國仍然在實行所謂行政拘留，也就是說，警察可以在沒有任何法律程序的情況下將異己分子投入監獄，時間最長可以是3年。

參與法制國家對話的機構對該項對話的真正效應也表示懷疑。南京的德中經濟法研究所就抱怨，沒有必要的資金來實現中方合作夥伴真正感興趣的項目。

也許今後應當放棄政治對話，將資金投到對法官、律師和監獄管理人員的培訓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