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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之聲專訪廖亦武

2010年10月31日

中國獨立作家、地下音樂人廖亦武曾經14 次被官方禁止出境。而在14次無功而返之後,他首次出國就來到德國。在德國逗留六個星期之後,廖亦武於10月31日返回中國。

圖片來源: DW

德國之聲:您在德國過了六個星期,現在馬上就要返回中國,現在的心情如何?

廖亦武:我現在的心情是想著晚上的演出,作為一個職業而言,雖然在國內是地下演出,在這裡是公開演出,但作為職業習慣,肯定是考慮比較近的事情,明天的事情,明天再說。

德國之聲:正如您提到的,在國內,您的演出大部分處於"地下"狀態,而在這裡是公開的演出,受眾也完全不同。您是不是能比較一下在國內演出和在德國演出的不同呢?

廖亦武:在國內一般都是地下演出,也就是說觀眾是"地下性"的,我經常用這個比喻,觀眾就像是"老鼠",大部分是一些喝醉了的"老鼠",是酒徒、流浪者。我在那邊的演出場所一般都是黑咕隆咚的,很多面目都看不清楚,大家一起喝酒。在很小的一個 "老鼠洞"裡,你覺得民主社會就那麼大,中國人在喝醉的情況下,在自己把自己變成"老鼠"的情況下,覺得那(民主)就實現了。但是第二天早晨起來看一看天上的陽光,你就知道,這個地球還是在這麼轉。但是在這邊(德國)的場合,就是完全不一樣的。每一場都有事先的安排,聽眾都是素養非常高的人,他們提的問題也非常有水準。通過翻譯,他們瞭解我的著作,沒有什麼語言障礙,而音樂就更沒有障礙了。音樂更加直接一些。公開演出的時光真是過的非常快,非常好。就像比爾曼演出一場之後,還要來一場告別演出。證明兩個人雖然語言不同,但已經可以交融在一起。這種公開演出就像做夢一樣,真是太好了。但是說起來有點心酸,這也是我50多年以來第一次的經歷。

德國之聲:您對比爾曼這個合作夥伴如何評價?

廖亦武:他當時在西德,為了追求更加好的社會,到了東德。後來發現東德以及社會主義完全是個騙局,然後他就拚命地咒罵這個騙局。然後他有一天到了西德的科隆,他就總爆發,唱了非常極端的歌,"他媽的,人民生活就像畜牲一樣"。那邊(東德)馬上開出他的國籍,然後他就不能回去了。比爾曼多次對我說,"兄弟,你不要回去了",等到自由的那一天再回去。但是他當時沒有語言的問題,我有語言的問題。

德國之聲:您談到語言問題,是不是作為一個作家,還是離不開一個母語的環境?

廖亦武:說實在的,我真想脫下作家這張皮。成為一個音樂人,我覺得也不錯。但是既然已經幹了(作家)那麼多年了,你還非得幹下去,要不然面對國內那些朋友們,我會感覺有點不好意思。別人在那裡喝苦悶的酒,我在這兒(德國)喝比較快樂的酒。為人也不能這樣,還是回去算了。

德國之聲:今晚(10月30日)音樂會的主題是"大牆前的信念",眾所周知,"牆"在柏林有特殊的寓意,就是"柏林牆",分隔了民主與獨裁。而在中國,似乎並沒有這樣的一個意象。在您的心目中,是否有這樣一個"牆"的概念?

廖亦武:在國內的時候,我就聽過音樂"迷牆",也知道柏林牆的故事。到了這裡以後,我發現有形的牆和無形的牆特別多,都和紀念有關。比如說零零散散的紀念碑,也有一些小到地磚的,也可以當作牆(的紀念)。我覺得德國人記住歷史的方法實在很多。但是在中國,總體就是長城,其實是不存在了,已經拆掉了。但是在這麼一種強權的長城,無時無刻都存在。這種"牆"在我們心裡沒有被拆除。這個給我的鼓勵就是把這裡的"牆"的概念今後帶進我的寫作裡面,從我們心裡拆除這個"牆",從自己的心裡面打碎這個監獄。

德國之聲:談到德國對歷史的回顧和反省。您在接受德國媒體採訪時也曾經對此有所肯定,並指出這是中國值得向德國學習的一個方面。但您也指出,德國對中國瞭解不夠。您具體指的是什麼呢?

廖亦武:大多數知識分子,特別是中青年以下的知識分子,還是對中國瞭解很多的,比如赫塔‧穆勒。只是有些老年的,比如君特‧格拉斯,他就不太瞭解。還跟我談什麼《金瓶梅》那些東西。我覺得中國天天在發生《金瓶梅》裡的故事,他覺得那個東西還很高級。我覺得這些老頭現在只剩下手裡握著個煙斗的象徵了。還有一些德國人對中國人的不瞭解,是漢學家造成的。我們在波昂的時候,顧彬的學生給我們組織了一個活動。在活動之前,顧彬就寫了一封信,叫"謊言還在繼續"。他說"貝嶺不是一個流亡作家",好像我們在欺騙公眾,還說我也可以自由的回國。這種漢學家就是有意造成互相之間的不瞭解,他在中間漁利。大家都要經過他,你不能直接交流。這麼多年來,如果都要經過這麼一個人,大家才能交流的話,我覺得就太不靠譜了。幸好我們今天有一個直接交流的機會。顧彬不應該用一些謊言來欺騙大家。

採訪記者:石濤

責編:謝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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