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在您對中國社會的研究中類似目前這樣的群體抗議活動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持續發生的，規模多大？

君特‧舒赫：實際上抗議人數超過15人以上的騷亂事件在中國已經有很長時間的歷史了。而且在過去10年裡不斷增加，這並不是一個新現象。根據中國國家安全部公佈的統計數據顯示，十年來每天就有300到400起的群體抗議事件發生。最近新捲入抗議的是一些以前不曾出現的社會群體，比如計程車司機為他們的利益走上街頭的抗議活動。他們通過罷工這樣的抗議更明確的表達了自己的意願和要求。類似抗議活動都是中國官方過去不允許向外界發布的消息。

抗議人群的多樣化是否意味著將來在中國罷工或是抗議也會被當成一種文化，成為一種普遍趨勢？

君特‧舒赫：從今年5月份四川發生地震後，中國政府也相應發布了新的媒體訊息開放政策。其中不僅一些騷亂事件被允許在媒體報導，而且還可能讓一些不在抗議現場和也有抗議意願的人群對抗議的全過程有更多瞭解。

另外，網路和新媒體的發展也促使中國官方沒有辦法再進行大範圍的訊息控制，同時網路在中國相當普及，通過網路也能接觸西方媒體。在人們反正會得到有關訊息的情況下還控制不讓傳播，只能增加人們的不信任感。還有一個明顯的因素促使中國訊息的公開，那就是幾年來中國人對通過公開渠道提出抗議的措施感到失望，對官方表示出不信任感。人們普遍覺得這種官方認可的合法請願或是上訪不能得到合理對待才導致了群體抗議升級為群體騷亂事件。現在更多抗議者寄希望於自己的要求能通過這種群體行為盡快得到表達。

您認為中國政府應該怎樣解決可能發生的越來越多的抗議活動，是通過媒體公開還是通過其它渠道更有效？

君特‧舒赫：一個必要的措施是像中國這樣的社會應該學會對不同人群區別對待。中國要讓社會中出現的多樣化群體都有表達其意願的渠道。這些群體不一定必須通過抗議讓問題得到解決。他們也可以通過其它渠道解決，只不過這樣的渠道在中國還太少或是根本就沒有。

具體來說最正常的渠道就是一個具有法律保障的法律途徑——能給申訴人提供與僱主進行協商的機會。比如在西方社會經常會出現雇員與僱主因為薪水制度問題雙方坐在一起進行談判的場景，而這樣的現象在中國還沒有。另一個渠道是通過建立群眾團體和加入工會組織的方式與僱主進行談判。目前在德國有幾百幾千個這樣的群體和工會組織，但這是中國不希望發生的事情，因為這些新誕生的獨立組織會給中國共產黨的組織上的壟斷帶來很多問題。

中國也有工會，雇員們是不是可以通過自己的工會提出問題讓問題得到解決呢？

君特‧舒赫：中國的雇員們對現有的工會缺乏信任，他們覺得不如自己直接上街來聲張自己的利益。中國的工會在僱主與雇員間扮演的是中間人的角色，在雇員和僱主之間傳遞訊息。它們本該扮演雇員的代表的角色，而不是中介人的角色。傳統上，工會與中國的黨聯繫在一起。因此，這種上街抗議在相當長的時間裡會起到利益宣示的作用，因為現有的（工會）組織還很不發達，為人們所不信任。回顧中國的文化歷史，這種做法是有傳統的，即使在較近的歷史中也是這樣。在毛主義的時代也鼓勵搞運動，公開抗議，這也是一種舊瓶裝新酒，現在的抗議人延續老傳統。

您怎麼看待中國政府處理騷亂時採取的態度？

君特‧舒赫：我覺得中國政府政府也對此有了新的認識，他們在過去幾年裡對抗議的看法有了明顯的變化。以前中國官方認為抗議群體就是與政府持有敵對看法的組織搞的。唯一的對策是鎮壓。現在中國官方已經意識到這是合法意願的表達，是在法律的框架裡展開的，也試圖要區別對待。明顯的跡像是：在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新方案裡，人們看到現階段是人們的思維方式發生巨大轉變的階段，更多的抗議事件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會是越來越多的。

對此，回過頭來採用毛主義對待人民內部矛盾的方針，認識到衝突是無法避免的，因此中國政府應該採取的政策不是鎮壓，而是想辦法去解決矛盾衝突。這是中央政府的政策。至於在具體的事情中，當地政府經常採取鎮壓的手段，有時甚至開始動用黑社會勢力，這是地方政府現在經常的做法，而這樣就更加激化了矛盾衝突。

中國官方媒體將近來在廣東發生的罷工和工人索要賠償金的抗議歸咎於金融危機，您也這樣認為嗎？

君特‧舒赫：金融危機會使一些方面的情況進一步激化。比如中國南部發生的許多事情，玩具廠關閉，薪水發不出，這些問題確實激化了一些方面。但不僅僅是金融危機，這是一個綜合的事情，有許多方面，比如在農村拿走農民土地的問題。過去幾年裡，抗議不斷增加，原因在發生變化，比如幾年前農業稅還是農村抗議的主要原因之一，以前個別工廠的解僱，現在許多工廠的倒閉造成的，等等，不斷在變化。我認為，中國的抗議事件近期不會減少，抗議活動的原因會根據國家採取的措施而有所不同，或者激化或者緩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