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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心理醫生怎麼給移民看病

德國之聲2007年2月18日

今天的德國居民每五人中就有一人有移民背景,或者是本人,或者是父母至少有一人來自其它國家。但假如這些人的心理有病,德國很少有心理醫生、精神病科醫生對此有所準備。不久前,大約100名心理學專家匯聚柏林的夏利特醫院,探討如何改變這一情況。下面是德國之聲記者的採訪報導。

柏林的外來人圖片來源: AP

直截了當地說,外來移民的心理健康不是德國的衞生政策所關心的話題。這裡所指的外來移民,是出於各種原因遠離他鄉,從國外來到德國居住的人,其中有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被德國敞開大門召來的外來勞動力,也有政治避難者,還有他們的後代。據統計,這些人佔德國人口的20%。外來移民在德國當然也享受衞生系統所提供的醫療服務,但是他們所面臨的許多健康問題其實和德國的大多數人並不完全相同,這些不同之處至今在德國並沒有得到學術界的重視,因此在醫療領域也沒有得到考慮。這種狀況應當得到改變。

在科隆大學的精神病科教授弗裡策(Juergen Fritze)看來,德國需要進行一些基本性的研究工作。他說:「這裡所指的主要是定義應當進行哪些方面的統計,並廣泛收集數據。這些工作德國至今並沒有做,我認為這是不對的,因為沒有考慮外來移民的特殊需求。」

在這方面,國外已經有了一些研究,給不少移民看過病的德國醫生也做過一些觀察。位於漢堡埃彭多夫區的大學附屬醫院醫生哈森(Christian Haasen)就觀察到,來德國的外國人,頭一、兩年多多少少是感覺幸福的。如果他們心理有病,那也是在六、七年之後才出現的。

哈森介紹說:「移民剛來的時候呢還是處於新鮮階段。在這個階段,人們還忙於瞭解和熟悉新的環境,心中還充滿希望,覺得自己可以成為這個社會的一員,可以分享這個社會的好處,覺得未來的發展會變得積極向上。然後,隨著時間的推移,隨著和現實生活的更多、更深的接觸,人們不得不瞭解到,這個社會也有負的一面,而且也不得不體驗到,一個人還是脫不開自己的過去,會開始思鄉,這是一個較長的適應階段,我們稱之為涵化過程(Akulturation)。這個過程可以是非常艱難的,可以是讓人感覺非常糟糕的階段。」

涵化這個概念來自社會學,指的是不同文化的群體或者個人因為持久地相互集中的接觸,兩者間相互適應、借用,結果使一方或者雙方原有的文化模式發生了文化變遷或者部分滲透。涵化是不同文化間橫向影響的過程。

儘管許多移民顯然都要經歷這麼個「脫胎換骨」的過程,承受特別大的壓力,但他們的自殺率卻明顯低於「原汁原味」的德國人。弗裡策教授親自從不同的統計資料中查找出這些數據。但他卻無法解釋為什麼會是這樣,因為德國在這方面缺乏有說服力的研究。就另外一個複雜的心理問題而言,情況也是一樣的,人們至今也只是知道一個經驗值和一個假設,但是卻沒有系統性的研究予以證明。經驗看來,外來移民特別容易患有壓抑症和精神分裂症。

弗裡策教授介紹說:「醫學界普遍接受的看法是,外來移民患精神分裂症的風險要比非移民高得相當多,大約在三倍左右。對此我們也有一個解釋,那就是因為社會心理方面的緊張感,因為漂流海外、沒有根可歸的原因。但是這個解釋是否站得住腳我們卻並沒有把握,因為沒有科學研究的依據。」

他的同事哈森補充說:「今天,人們對慢性緊張感可以導致壓抑症的因果關係已經有了不少認識。我們在移民研究中也利用這些認識。由於移民背景而造成了慢性緊張感,這是一種可能的解釋,因為它對心理障礙的生成具有一定的意義。」

心理患病的移民去看醫生時說他們頭痛、腰酸背疼、渾身疲乏無力,但是卻不說複雜的、難以表達清楚的壓抑症症狀。開個治頭疼腦熱的藥方又快又簡單,不費什麼事,但是治療心病的談話卻需要花費很多時間。哈森介紹說:「其它國家對心理疾病的評價是負面的,因此人們不敢提它。而且這也和教育程度有關。每個社會都是社會上的弱勢群體更容易患心理疾病。假如有移民背景的人屬於社會上的弱勢群體,那麼這更多地是和社會地位、社會階層有關,而不是和文化有關。」

土耳其的一項學術研究表明,許多土耳其人即使已經在德國生活了30多年,也還是相信靈魔的存在,相信有惡鬼,相信有人有惡毒目光,相信惡鬼和惡毒目光都會讓人中魔患病,或者導致癲癇發作,是造成駝背、身體畸形的罪魁禍首。而且,患有心理疾病的人本來就被看作是中了邪的人。這種民間信仰也被帶到了德國,因此,有些移民病了不是先去看醫生,而是先去看回教教師。這些回教教師不僅在家鄉的村裡,在德國也被認為是擁有魔力的。

對舒勒-奧查克(Schouler-Ocak)這樣的精神病科醫生來說,如果一名患者說他也去看回教教師的話,情況就比較棘手。她介紹說:「我尊重患者。聽他講述和回教教師接觸的情況,盡量不露出貶低的態度,因為這種做法在他們的背景下是很正常的。但是我卻希望知道,回教教師說了些什麼,做了些什麼。我也希望知道,他對我開的藥、對我的病因解釋、對我的治療方法怎麼個看法和處理法,實際上是有某種合作,雖然我個人拒絕這麼做。我更希望患者能做我認為正確的東西。有的時候,回教教師和我作對,不讓患者吃藥,或者和患者的談話內容正好和我的治療思路背道而馳,這很讓人很生氣。」

語言問題,外加傳統上對疾病的認識不同,要求德國醫療人員擁有很多理解和傾聽的願望,來治療患有心理疾病的、來自其它文化背景的患者。柏林、漢諾威、埃森等一些城市已經設有考慮文化差異的精神病科醫療站或者民族精神病科門診,但是在德國的學術領域,目前僅有極少數專家致力於這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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