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德國國內染疫人數日漸增多， 每十萬人7 天平均染疫率連創新高。第四波疫情高峰，增加了對政府快速做出正確決定的壓力。  

與此同時，可能組成新"交通燈"政府的社民黨、綠黨和自民黨正在為權力更迭做準備。這３個政黨都希望重讓聯邦議院擁有更多決定權，已向議會提交一份快速修改過的傳染病防治法新法案，審議表決。

原則上，這是正常議會政治程序。但自新冠大流行以來，迄今確定防疫路線的卻是在德國負責傳染病防控的聯邦州州長和聯邦政府現任總理梅克爾，相關決策機制是所謂的州長聯席會議（MPK）。那麼，到底是該由聯邦議院還是由聯邦及州兩級政府首腦確定路線？誰能做出更好、更快、更有效的決策？此前對此已有激烈爭論。 

政治家們錯在哪裡？

本周，在有聯邦總統施泰因邁爾（Frank-Walter Steinmeier）參與的一次線上論壇上討論了這一問題。  

乍聽之下似乎學術味兒濃重，卻逐步顯示出，它是對一個問題的深思，是對答案的尋求。目前，該問題不只存在於聯邦總統的腦海： 在德國，為什麼堅拒接種疫苗的人遠多於其它歐洲國家？政界和科學界做錯了什麼？  

打疫苗成政治宣示 

圍繞疫情，過去和現在都涉及政治溝通。疫情會有多糟？如何遏制？在像德國這樣的聯邦制國家，獲得一致的政治宣示本就困難，原因是，相關任務分屬聯邦、州和市鎮管轄。一種常見的批評意見指出，這便是出現各自為政的現行措施和法規之根源。 

然而，聯邦總統官邸柏林貝勒維宮線上論壇的參與者們認為，這一點不足以作為答案。德國倫理委員會主席比克斯 (Alena Buyx) 指出，在德國，防疫中的科學要素被政治化，且比多數國家都更強烈，只有美國更明顯，在那裡，戴口罩成了一種政治宣示。 

在德國，人們決定是否接種疫苗時也發生類似現象。比克斯分析說，它與對政治機構的一般信任問題密切相關。她以疫苗接種率高得多的葡萄牙為例加以說明：該國部分國民也缺乏對政府的信任，但這並未影響人們的防疫態度。

與西班牙或義大利一樣，葡萄牙是前幾波疫情高峰期中染疫和死亡人數比例最高國家之一，新冠流行之恐怖盡人皆知，絕大多數人自願接種疫苗。反之，在德語區國家，如奧地利和瑞士部分地區以及德國，疫苗接種率相對較低。

科學也有侷限性

為什麼失去信任？或許是因為對科學自有其侷限性這一點說得太少。 施泰因邁爾總統在論壇上指出，"大疫表明，政治決策者依賴科學建議。但是，政治決策並非由科學知識構成。"他強調，科學"僅以複數形式存在"，不生產"絕對的確定性"，而只在"明天可能會有更好認知的前提下，提供知識。" 

法律和行政學專家明克勒 (Laura Münkler) 解釋說，在政治辯論中，即使會產生不確定性，公開性原則也至關重要。她表示，學界內，專家分歧是正常的，科學工作以"淡化某些因素而著眼於有限問題"的方式運作。

民粹主義者和技術官僚

施泰因邁爾總統警示道，因此，以科學為擋箭牌，或將現有認知當作真理過分傳播，是錯誤的。他認為，如果政治與科學之間的交互作用失衡，就可能產生嚴重後果。民粹主義者和技術官僚那裡便顯示出這一點。

施泰因邁爾說："一部分人寄希望於威權制，另一部分人則希望讓政界成為據稱確定無疑的科學真理的純粹執行機構，以能對大流行或氣候變化等巨大問題做出快速、毫不妥協的反應。"　這位聯邦總統同時指出，即使民粹主義者和技術官僚之間有很大不同，但"兩者似乎都將代議制民主機構中求取妥協和多數的爭議視為弱點"。

有分歧是好事

但事請並不止於科學也可能有誤。另一個挑戰是，存在著如此眾多的不同學科。 明克勒指出，如何應對這一多元化現象會很棘手：疫情初起時，病毒學家和流行病學家的意見特別受關注，而學校關閉對其它學科領域（如教育學）意味著什麼，便遭忽略。

若組建流行病委員會，能否避免發生片面性錯誤？很多科學家呼籲這麼做。明克勒對此持懷疑態度，因為屆時，人們的視焦會過於集中於該機構。

德國國內科研機構林立，研究領域廣泛：大學、研究所、科學院，如利奧波第納科學院，一些行政當局本身也設研究機構。在大流行期間，不同機構提出了不同的建議。

總體而言，政界該得出這一個教訓：應拿出更大勇氣使科學的界限和多樣性更加透明。若缺乏這一勇氣，就有可能產生不良的對外形象，遭致批評：政治家們過多聽取某些專家的意見，或者，如明克勒所說，只吸引某些專家，這些專家"只提供符合政界想要做出的決定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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