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談起1975年第一次中國之行的經歷，維也納大學漢學家魏格林教授（Susanne Weigelin-Schwiedrzik）將其比作"登月之旅"。因為這是對一個幾乎完全未知世界的探索，當時的中國在毛澤東的領導之下，仍然處於與外界隔絕的狀態。而文化大革命也已經持續了將近十年。

在那之前，中國的文革就已經引起了這位年輕德國女性的關注。70年代初，還是中學生的她曾經在美國待過一段時間。那時候剛剛傳出消息，尼克森政府和北京的領導層建立了外交聯繫。有關中國以及所謂"乒乓外交"的報導充斥著美國報紙。對於文革也有不少報導，但是角度極為不同。部分報紙以及學生運動組織將文革稱作指引道路的運動；而保守派的報紙則揭露了文革中所出現的駭人聽聞的殘暴事件。這引起了魏格林的好奇心，她當即決定要學中文，因為不知道該相信哪一派媒體的報導，所以她要去中國自己親眼看一看。

文革的尾聲

與14名德意志學術交流中心的獎學金生一道，魏格林在1975年9月踏上了中國的土地。1976年，在通過語言考試之後，魏格林從原先的語言學校轉入北京大學就讀，因為她希望多與中國人接觸。在北大宿舍裡，有一位中國女生和她是室友。"按照當時的習慣，外國學生總是要和中國學生一起居住的"，她回憶道。

魏格林和同行的德國學生並沒有意識到，自己會直接面對文化大革命。其實當時對於大多數中國人來說，大規模的階級鬥爭運動已經接近尾聲了。但是在報紙和宣傳板報上，仍然隨處可見否認文革結束、呼籲發起新的文革的言論。"當時的北京大學政治氣氛十分濃重"，魏格林回憶道，"我的中國同學們也在不斷地寫大字報，儘管他們不是自發自願的。是上面對學生下達的指示，要求所有人都要寫這個或者那個題目。"

所謂的開誠布公

最初魏格林感覺，自己和中國教授以及同學之間的交往是坦誠的。但問題逐漸浮現出來。"當我們和老師交談之後，很快就發現，有些談話內容是不能告訴第三個人的"，魏格林講述道，有些內容其實也並非批評性言論。在學生宿舍裡，魏格林還發現自己的中國室友常常在深夜裡哭泣。當魏格林問她為什麼哭時，這名女生說是學業上遇到了問題。直到後來文革結束之後，魏格林才得知真正的原因：這位同學的母親餓死了，她在為之傷心的同時還擔心自己年幼的弟弟也會餓死。

毛澤東的去世

在文革的多年浩劫中，不斷地有新的政治運動掀起，而且這些運動的思想部分是互相矛盾的。然而造成政治混亂的責任既沒有記在四人幫的賬上，更沒有人去責備毛澤東。"當時的中國學生和我們都意識到，中共高層內部存在激烈的鬥爭，誰也不清楚未來應該往什麼方向走"，魏格林說。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逝世成為一個巨大的轉折："在那之前在我看來對毛澤東持批評態度的人，也突然陷入了深深的絕望之中。"她回憶道，她和其他的德國留學生還紮了一個花圈，送到學校的悼念堂去。"我們的導師--其實我們對他在文革中的遭遇也略有耳聞--想要對我們表示感謝，但卻忍不住哭了起來"，魏格林表示，她堅信那些都是真誠的眼淚，"這是出於絕望的眼淚，因為對於他來說，從此再也不會有任何一個這樣讓人絕對信任的領袖了。"

最後的肖邦

1976年10月21日，四人幫成員被捕。這一天早晨，北大所有的外國留學生都被送上了大巴車，帶到了郊外。在京城外的一個人民公社，這些外國學生被要求下車，然後在一片稻田裡收割。他們並不知道四人幫被捕的消息。直到晚上，累得精疲力盡的年輕人被送回了北大校園。"當車在我們宿舍樓門前停下來的時候，我們突然聽到肖邦的音樂從擴音喇叭中傳來，大家都在街上跳舞"，魏格林回憶道，"那天的校園沉浸在歡慶的氣氛中。"經歷了十年的混亂、暴力之後，文化大革命就這樣結束了，人們終於鬆了一口氣。

"對於文革究竟是好是壞這個問題，我帶著明確的答案回到了家鄉"，魏格林總結道。"在1976年10月之後，我的朋友、相識還有教授以最為直接了當的方式向我所講述的一切，包括文革中人與人之間的互相衝擊和鬥爭，至今都給我對文革的見解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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