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在中國文壇的地位按照中國官方的評價被定義為「偉大的文學家、思想家、革命家」。他的作品很早就被介紹到西方文學界。60年代德國學生運動時期，魯迅的《論雷峰塔的倒掉》甚至還成為左派青年相互傳閱的先鋒讀物。90年代，德國著名漢學家顧彬編譯出版了一套6卷本的德文版《魯迅文集》。他翻譯的德文版魯迅書信也有望於今年年底出版發行。他稱讚魯迅是20世紀中國最具代表性最偉大的作家，同時也是最重要的思想家。

不懂外語的中國學者看不透魯迅作品

顧彬認為，現在大部分中國學者看不懂魯迅作品中深層次的意義。因為他們不懂外語，即便是懂一點英語，但是不會德語和日語。因此他們無法透過德國文化和日本文化來閱讀魯迅的作品。他舉例說：「魯迅讀過尼采的德文原著，他的作品中有很重的尼采的痕跡。所以有人把魯迅比喻成『中國的尼采』。尼采是一個偉大的同時也是一個非常可怕的思想家。如果只是閱讀譯本，你根本感覺不到他的危險性。對我來說，魯迅也是一個非常可怕危險的思想家。那麼，看不懂尼采原文的學者又怎麼能比較出魯迅和尼采之間的相似性。」

現代性：兩個人過不了一輩子

魯迅的作品在德國文學界也佔據著不可輕視的地位。以Hans Magnus Enzensberger為代表的不少德國作家受到魯迅作品的啟發進行創作。顧彬認為，魯迅和德國20世紀不少文人一樣，都是現代性意義上的作家。他解釋說：「現代性（Modernity）就是說，真理不再只有一個，而是同時並存許多。每個人都是分裂的。人不可能還會只有一條路，而是有許多路。德國現在有這樣一個說法叫『Lebensabschnittpartner』，意思是，每個人有自己階段性的生活伴侶。這說明，我們不能再要求一個人一輩子和我們在一起，因為我們總是在變，對方也在變。我們對自己對別人的要求都不一樣。我們失去了固定的基礎。魯迅的作品提出的就是現代性的問題。」

魯迅—憂郁的革命者

在顧彬看來，憂郁（Melancholie）和革命是分不開的。「誰搞革命，誰就得在憂郁情緒的影響下對世界對社會進行思考，」 顧彬說，「如果我們回顧革命歷史，無論在哪一個國家，最高革命的代表是最發愁的一個人。」他認為，知識分子試圖通過革命的手段解決所有的問題，這些都是精神上的問題。因此，現代性、憂郁和革命是分不開的。

顧彬同時強調，德國知識分子對待現代性的態度同其他知識分子群體有所不同。「我們認為現代性給我們帶來的只是災難，」他說，「20世紀的路無論是哪一條都是錯的。魯迅的小說集《徬徨》中描寫了不少參加革命的人物，但是他們最終都失敗了。他們的失敗是自然的，也可以說是必然的。」

作家的生活與作品無關

今年新華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名為《何以為生：文化名人的經濟背景》的人物傳記。作者陳明遠以「魯迅的經濟狀況」開篇，調查計算魯迅「從『而立之年』以後的24年間，平均每年相當於今17萬元人民幣、每月9000-20000元人民幣的收入」。一改通常人們頭腦中生活清貧樸素的魯迅形象。書中寫道，「離開了錢的魯迅，不是完整的魯迅，更不是真正的魯迅」，充滿了諷刺的味道。

顧彬認為應該把作家的作品和作家的生活分清楚。他說：「我們也知道魯迅嫖過妓。如果我從道德的角度來看，那我就不需要再讀魯迅的作品了。但是，每個人都會犯錯誤，不犯錯的是上帝。魯迅怎麼過日子對我來說無所謂。我評價一個作家好壞的標準很簡單，一個是語言一個是體裁。德國作家海因裡希.伯爾（Heinrich Boell）獲得過諾貝爾文學獎，他是有代表性的德國人，也是一個道德崇高的人。但是最近報紙報導說，很多德國人竟然都不知道他，德國人把他忘掉了。為什麼呢？因為他的語言水準太低，他的作品已經沒人想看了。」

「金庸戰魯迅」

對於目前中國正在熱論的魯迅作品在中學語文課本「存廢」的問題，顧彬先強調說：「中國的教材選取什麼樣的作品是中國教育部門的事，和我沒關係。」他評價魯迅是中國20世紀最能代表現代性的作家，金庸只是個傳統的作家。「對我來說，金庸在寫作上代表的是一種退步，」 顧彬說，「我可以理解為什麼很多讀者不願意讀魯迅的作品。因為魯迅作品中的敘述者是一種不可靠的現代性的敘述者，讀者不願意在閱讀的時候需要不停地思考『敘述者的立場是什麼』、『主人公的立場是什麼』、『我自己的立場又是什麼』這樣的問題。而金庸作品中的敘述者什麼都告訴讀者了，讀者也不需要再從另外一個角度思考。」

顧彬表示，對德國當代文人來說，金庸的寫作方式早就過時了。「100年後我們還會看魯迅，但是不一定還會看金庸。」

「我恐怕中國文學沒有什麼將來」

在顧彬看來，中國文學能不能繼續向前發展同作家會不會說外語有著密切的關聯。他認為，中國作家不懂外語就不能真正瞭解外國作家究竟在寫什麼。他指出：「1989年前，中國作家和世界文學發展的步調是一致的，但是這之後他們就退回到傳統的寫作方法去了。90年代之後，中國文學丟掉了之前在世界文壇獲得的地位，這和作家們故意離開現代性這條道路是不無關係的。」

在提到中國文學發展的未來時，顧彬說：「如果中國作家不能重新認識魯迅，不開始學外語，不開始看原文，我恐怕中國文學沒有什麼將來可言。中國現在沒有什麼好的小說家，散文家。好的詩人是有的，但是他們存在於中國文學和社會的邊緣。」

後記：

顧彬在採訪結束時說了這樣一段話：「我知道，中國的學者可能又要對我表示失望。我覺得這不重要。德國著名學者馬克斯.韋伯曾經說過：一個真正學者的任務就是犧牲他自己。他應該說出別人不想聽到的事實。以前我特別喜歡魯迅，但是現在我覺得我不能再歌頌他。我開始從他的「罪」去看待他的作品。這就是說，我把我原先對魯迅的研究完全否定了。中國學者覺得我否認他們的研究工作，其實我更否定自己。這就是一種犧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