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在某種程度上來說，中國的環保運動是推動中國民主化的進程。因為有公眾參與，有利益相關群體介入到決策過程中。"

1996年，汪永晨在北京成立了中國最早的民間環保組織之一--綠家園。這位如今55歲的女記者為反對雲南怒江興修水壩等環保事業多方奔走。她的呼籲得到專家和政府開明人士的支持，並最終傳達到總理溫家寶那裡。溫家寶於2002和2009年兩次下令，要求暫緩怒江水壩工程，首先對項目進行環境評估。

15年來，中國的環保NGO為普及環境知識等目標付出不懈的努力。據不完全統計，如今這些組織的數量已經超過了3000個。與此同時，中國老百姓的環保意識也在增強。去年底，廣東番禹市民反對修建垃圾焚燒發電站的抗議活動就引起了廣泛的關注。而當地的多家報紙也發揮了媒體監督的作用。三個月後，相關領導承認沒有充分考慮民意，並停止了垃圾焚燒發電的項目。

中國知名的環保活動和政府批評人士戴晴認為，這些"形成事態的大規模民眾抗議"其實是中國維權運動的一部分。她說："比如說要焚燒垃圾，比如說要建化工廠；比如說水中毒，鉛中毒，民眾已經到了如果不起來保護自己的權利，就活不下去了的地步。所以這些也是民眾在環境組織，特別是維權律師的幫助下的維權行為。"

中國因環境污染而引發的民眾抗議活動每年增加29%。這是中國環境部副部長潘岳2006年提供的數字。2005年發生的這類群眾抗議就已超過5萬起。儘管其中一些抗議的確取得了成功，例如廈門民眾反對PX化工廠項目，但戴晴認為，中國的綠色運動對政治決策的影響力還微乎其微，"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可能，還沒有跡象顯示，中國的環保組織、或者民眾抗議能夠成長為，比如說像綠黨那樣的力量，能夠對今天極權的這種政治統治方式作出哪怕是挑戰，哪怕是一種力量的制衡。這是沒有可能的，今天還看不出來。"

中國的民間環保組織不得不盡量避免與政治產生關係。汪永晨表示，她的綠家園組織也只關注環境和受影響群體的利益，而不涉及諸如腐敗、官僚等問題。中國政府對民間環保組織存在的容忍、以及為其提供的支持，都建立在一個前規則的基礎上：民間環保組織必須"自律"，不能踏入某些雷區。

汪永晨曾於2008年作為中國環境NGO的代表受邀訪問德國。她拜訪了德國綠黨以及一些民間環保組織。德國的環境運動最終發展成為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並成為執政黨，這是汪永晨對德國綠黨的理解。或許正是由於這一原因，在問及她的環保組織是否能夠從德國的綠色運動中汲取經驗時，汪永晨的回答顯得十分謹慎："中國的情況，應該說還是走自己的路更重要。當然我們也很希望中國的綠色力量能夠更強大。但是因為中國畢竟是有自己的國情。所以這種的影響應該說不是特別大。"

戴晴對此則有不同的看法。在她看來，中國的環保運動從價值觀、到理念、到行為模式，甚至一些細節，都從西方借鑑了許多經驗。她舉例說，中國的環保組織也經常採取討論會的形式，邀請發言人和評論員，活動之後還提供茶點等等。西方的綠色運動對中國的環保活動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德國綠黨支持下的伯爾基金會也為中國民間環保組織提供具體的幫助。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伯爾基金會先後為自然之友等組織提供支持。該基金會邀請中國環保NGO代表訪問德國，與德國民間組織和綠黨進行交流；組織中國環保團體參加國際環境會議；並為基層的環保組織提供幫助，讓他們有機會到北京參加培訓等等。

作者：苗子

責編：樂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