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瑞士《經濟金融報》刊載了哈佛大學經濟學家羅奇教授(Stephen S. Roach)的客席評論。文章以"中國經濟的身份認同危機"為題，探討了中國經濟究竟應該是側重於生產還是側重於消費。羅奇教授憂心忡忡地指出，近年來，促進內需一直是中國經濟政策的重心，但從今年的情況來看，促進內需似乎已經不再是高優先順序的目標。作者認為，這一做法很危險。

"1980年至2010年間，中國經濟的年均實際增長率達到10%。在這三十年的經濟奇跡期間，其到主要作用的是生產。尤其是製造業以及建築業，其動力異常強勁。1980年，出口與投資在中國經濟中佔比41%；而到了2010年，這一比重上升到75%。增長最快的是出口，從1980年的6%上升到2007年的35%。不斷擴充的產能、日新月異的基礎設施、廉價的勞動力、加入世貿組織使得中國成為了日益加快的全球化進程中最大的受益者，其貿易額飛速增長。"

隨後，羅奇教授指出，僅靠這種以生產為主的經濟模式，是難以真正把中國帶入小康社會的。收入不均、環境污染、自然資源短缺都會讓中國陷入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因此中國亟需新的經濟模式。

作者回顧了中國近年來大力促進內需增長的舉措，並指出了其三條支柱是大力發展服務業、促進城市化、擴大社會保障。"十二五期間的成果是顯著的，尤其是在應對產業結構轉型這一方面。……然而，這一任務還遠遠沒有大功告成。在發展服務業、促進城市化方面，中國可以說是超額完成了任務，但是從廣義上來說，全面建成社保網路這一目標還未達成。因此，私人消費在GDP中所佔比重，只是從2010年的35%緩慢上升到了2015年的37%。"

羅奇教授還注意到，在今年全國人大會議上，李克強的《政府工作報告》中，促進內需不再排名第二，而是下滑到第三。原先的第二位置被"供給側改革"所佔據。作者結合近期多個官方訊號，憂心忡忡地指出，中國可能正脫離促進內需的戰略，而回到它早已習慣的舒適區：側重生產的經濟模式。羅奇認為，這一轉變不合時宜。

"從戰略層面制定經濟政策本是中國的最強項，這也讓外界對北京的產業結構轉型有了信心。但是，要真正提振中國的私人消費，則還有許多工作要做。這將會是巨大的挑戰。"作者認為，中國當局不再強調促進內需這一戰略重點，將會影響中國經濟的關鍵轉變，而這種轉變，對中國經濟的身份認同是至關重要的。

森嚴的等級社會

德國《世界報》記者Sophie Mühlmann最近結束了十多年的旅居東亞的生活，重新回到了德國。這名漢學專業背景、累計已經在外國生活了25年的記者，撰文講述了她在新加坡、中國等國的經歷。尤其令她印象深刻的是過去幾十年間，中國社會中的種族主義的變化。

作者首先講述了她在新加坡的兩個小故事。她在開車通過一個路口時，被路邊一名行人截停，那人像老師教訓小學生一樣指責她沒有依法減速--儘管是綠燈。而後來，她領著兩個孩子小心翼翼地過馬路時，一輛法拉利在她們面前先是猛烈加速，最後時刻才急剎車；作者向法拉利司機大喊"停車"，但是司機卻大叫："你個外國人不要告訴我該怎麼做！"

作者隨後寫道："在新加坡這樣的中華文明的社會裡，錢和權依然構建了森嚴的等級。那個開法拉利的男人，他對我的眼光體現出了一種高高在上的姿態：他更有錢，他還是這裡的主人；所以他面對一個帶著孩子趕公車的外國女人，大可以撞過去--她們甚至都不開車。"

"我90年代在中國上大學，後來還在那裡工作。在中國，外國人處於等級制度的哪個位置，是按照他們所屬國家在國際上所處地位來區分的，這些外國人也會得到相應的對待。如果一個外國人來自一個具有影響力的富有國家，他會得到中國人的禮遇；而如果中國人對某個外國人感到具有優越感，那打交道時就會遇到貶低。"

"當年的沈陽並沒有多少外國人。那時的俄羅斯被認為是乞丐國家，美國則是不可一世的富有超級大國。而我(德國人)究竟被路人如何相待，則取決於他們把我當成哪國人。我已經記不清我的紅頭髮被他們觸摸了多少次--出於好奇或者是由於缺乏尊重。最慘的是非洲人--中國人也可以是非常種族主義的。他們一臉厭惡地嗅著氣味，甚至還有手指尖去蹭黑人的皮膚，只是為了看看能否把'污垢'蹭掉。"

"如今，這一切都已經改變。如今的中國開放而更加自信。這在中國人與我們外國人打交道中，也能看出來。他們眼中不再有媚態，恰恰相反，當今大多中國人正對一個神仙造人的傳說深信不疑，有一個中國教授曾經半開玩笑地對我說起過這個傳說：'神仙當初造人，就像捏面團，捏完後送進爐子烘烤。可是第一批面團烤的時間太短了，成品蒼白、半生不熟。這是白種人。而再第二次嘗試時，烤過了，烤焦的就是非洲人。最終，神仙在第三次嘗試時，烤出了完美的人：金黃色的中國人，剛剛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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