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新德意志報》的作者開門見山便強調，所謂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由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奠基人毛澤東發動、從1966年延續至1976年的一場"群眾性政治運動"；毛澤東的聲譽並未因"文革"而受影響。

取名為"中國的命運轉折"的該文指出，中國人稱文革為"十年動亂"；對毛本人的歷史功過，中國人的說法是，對他可做"三七開"：七分功，三分過。

文章寫道："若不做機械性評價，那麼，可以說，毛澤東是'新中國的奠基人'，有魅力、有哲人的遠見，但同樣富於空想，像昔日的帝王一般專橫，在新中國的建設上起了毀滅性的作用。

"從日期上講，'文革'起始於1966年5月16日，但戰略家毛澤東當年年初已在做實際準備……

"在實施文革的過程中，毛和以他為首的核心領導小組利用了人民解放軍，將其作為權力政治和意識形態上的決定性力量。根據毛的基本方案，解放軍應在所有社會領域建立軍事化組織，國民經濟實現軍事化，並隨著時間的推移，通過組織上和人事上的大換血，尤其奪走'舊'中共及政府機構的權力。 毛及其支持者的目標是建立一種'軍營式共產主義'。從1966年6月起，他唆使成立由大中學生組成的'紅衛兵'，並通過紅衛兵，在消除'剝削階級文化'的口號下，展開以古典中國文化遺產和人士為對象的史無前例的剿滅運動。從戰略和戰術上看，這一手法堪稱中外古今一絕。……到1971年，中國日益淪入殘酷的內鬥。不過，這時，軍隊不願再與之為伍了。作為已無法消除的對抗立場的結果，毛打倒了既定接班人-國防部長林彪。"

文章認為，中國進入現代是在毛澤東死後兩年，即文革正式結束後兩年。同樣屬於第一代領導人的鄧小平因務實主義態度而成為這一歷史性轉折的代表性人物："傾向改革的以鄧小平為首的勢力在1978年12月中旬舉行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力主通過決議，從1979年起把'工作重點'轉移到'四個現代化（工、農、國防、科技）'上，啟動'改革開放'進程，-對內改革，對外開放。

"在上世紀80年代，僵硬的計劃經濟，即'指令性經濟'逐漸轉向市場經濟結構。不過，極端的社會差異、守舊和革新之間的政治矛盾急速加劇，並在1989年6月的天安門事件中呈現爆炸性結果。又是鄧在1992年早春，假手對華南地區改革項目的訪問鋪平了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道路"。

文章最後指出，在經歷了19、20世紀的數百年的封建僵化、半殖民的帝國主義剝削和日本法西斯暴力統治後，中國今天仍繼續處在轉型期，但已全然不同於毛所推動的、導致災難後果的路線："尤其是90年代以來獲得的成功證實了中共的這一戰略：卓有成效地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把核心政治框架設定和有控市場經濟發展結合起來"。

中國經濟是否需要民主化？

《法蘭克福匯報》經濟欄目上刊登一篇書評，介紹美國學者沈大偉（David Shambaugh）今年3月出版的取名為《中國的未來》（China´s Future） 的新著。沈大偉是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教授，中國政策研究項目主任，在西方漢學界有相當影響力和地位。原因之一是，相對而言，他一直"善意"、"積極"，或曰"正面看待"中國文革後幾十年來的發展，與所謂的"唱衰派"謹慎保持距離。豈料，去年3月，《華爾街日報》刊登一篇他的題為"即將到來的中國崩潰"長文一篇，令人側目，引起震驚，也迫使沈大偉多次出面否認"崩潰論"。一年後，教授出版《中國的未來》一書，再次否認曾預測中國或中共會崩潰。《法蘭克福匯報》書評未參與相關爭論，而將關注重點放在沈大偉此書中關於中國未來制度的新提法，即"民主有很多形式，不能一概而論"。不過，書評主要還是強調，沈大偉及其同仁在理論上所持的觀點是：只有實行廣泛的民主化-至少擁有獨立司法、言論自由和反對派-共產黨不一定要有落選的可能，中國才可能實現經濟的現代化。書評寫道：

"在研究（中國）社會時，沈大偉認可了在民眾退休和醫療保險領域取得的巨大進展，也認可了從2009年起即已啟動的減少收入不公方面有緩慢的進展。但他指出城市中產階層、權利尤其不保的數達2億的農民工、農村人口以及康藏邊陲地區住民不斷增長的不滿情緒。這表現在更頻繁發生騷亂、表現在政府為保持國內安全的費用超過了國防預算。而國家讓軍事預算的增長超過經濟，本已讓人驚詫莫名。另一個警報訊號是，60%以上留學生不再返國。社會老齡化、嚴重環境問題以及腐敗，同樣是警報訊號。

"在共產中國歷史上，高壓和寬鬆化階段一再交替出現。中共因害怕失去權力而越來越失去改革意願。儘管反腐鬥爭也不放過高官，但沈大偉認為，這不是治本藥方。雖然中國的經濟和軍事力量增長迅速，但他對過度自信提出警告。他預期，美國、日本，還有印度及其它鄰國的抵抗會不斷增加。作為民主和平論的信從者，沈大偉認為，中國若不實現民主化，衝突便會增加。他的看法是否正確，有待時日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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