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柏林出版的《世界報》以"許多德國人不確定德國是否做好了准備"為題，刊發評論指出，中國正在用犧牲個人自由權利的方法來阻止新冠病毒傳播，而這種措施卻能為全世界爭取時間。作者批評，與此同時，德國採取的防疫措施成功的機會相當渺茫。

"病毒已經到達了這裡，現在其傳播取決於：我們生活在怎樣的體系下、這套體系有多透明、有效程度如何、是否能真正保護民眾？在中國的專制體系下，一方面，疫情早期的數字曾被隱瞞，但是後來，這個國家也採取了強硬的措施，從而為全世界爭取到了時間。"

"中國的措施是以犧牲個人自由權利為代價的。在一個個體利益不怎麼被重視的國家，這種做法並沒有什麼問題。而在專制的伊朗，政府欺騙民眾，也欺騙自己。這樣做的後果是：數據分析顯示，伊朗國內新冠肺炎疫情的死亡人數很可能超過其他國家，甚至連政府高官都被傳染。這些專制政權也在危害全世界，如果他們能夠公佈真實的數據，就能為全世界的科研人員提供幫助。"

文章隨後還盤點了韓國、法國等民主國家的有力防疫措施，並批評德國至今仍在採取過於溫和的防疫手段。

"(像韓國政府那樣)給民眾直接發送短消息，這種做法在德國儼然白日夢，德國已經錯過了數字化浪潮。德國也不可能在幾天內搭建一座臨時醫院，畢竟這裡的一座機場都已經造了14年。許多德國人都不確定自己的國家究竟是否做好了准備，否則就不能解釋為什麼全國商店都出現了搶購潮。"

"BBC不久前刊發了一則對武漢一線抗疫醫生的專訪。在一個夜班能夠經歷五人病死的可怕情形下，武漢當地慢慢出現了放鬆的跡象。對於我們西方而言，這意味著兩點：我們不可以低估這次疫情，我們也應當盡早採取強硬措施。"

全球化注定因此而降溫

瑞士《新蘇黎世報》以"新冠病毒給全球化注入一劑退燒針"為題，刊發評論指出，此次疫情凸顯了全球經濟對中國的依賴性，全球化注定會因此降溫，但是與中國"脫鉤"依然不是正確的做法。

文章首先花了較大篇幅闡述了中國在全球化產業鏈中的關鍵地位，認為中國工廠停工對全球市場造成了重大打擊，同時也指出，幾個月後疫情逐漸平息，全球經濟會很快回復正軌。隨後，作者筆鋒一轉，分析認為，此次疫情的影響將極其深遠。

"圍繞'是否應該與中國經濟脫鉤'之討論將更加熱烈，尤其是川普总統開啟的美中之間脫鉤進程。這條線索還能進一步牽涉其他方面：德國知名經濟學家菲爾伯麥耶爾(Gabriel Felbermayr)在近期的一次採訪中甚至表示，此次疫情有可能成為全球化的'雷曼兄弟時刻'。十多年前，這家美國投行的崩潰真正引燃了金融危機。"

作者接著指出，以往被不少企業奉為圭臬的"外包能夠降低成本"，也在疫情之下受到了質疑；但是，追求供應鏈多樣化、避免依賴單一國家在短期內絕非易事，何況這種做法必然會增加企業的成本。

"在川普的經濟顧問納瓦羅(Peter Navorro)眼裡，新冠病毒危機就是警鐘，暴露了美國對中國的依賴性。表面上，他要展現出對供貨安全的擔憂；但是背後的想法卻是將生產線以及就業崗位帶回美國。但是，疫情其實是一個很糟糕的藉口，它暗示：病毒只能從國外輸入。而從最近的情況來看，閉關防毒很難有效果。"

文章認為，新冠肺炎疫情是近年來全球化飽受質疑之時，受到的又一次重大打擊以及嚴峻考驗。"歷史已經證明，推動全球化進程的是科技界以及政治界。而開啟保護主義階段的，往往是政界。新冠病毒對世界經濟的最大威脅在於：由政治推動、不斷加速的反全球化進程，以及這個世界重新分割為一個個地區。經濟交流或者其他交流會被認為易受傷害，而這又會催生恐懼。這種情緒會在政治上被利用。但是，互相依賴、互相貿易依然是為全世界絕大多數民眾謀福祉的最佳途徑。就像面對新冠病毒一樣，此時躲在防護口罩後面，只能獲得一種虛假的安全感。"

全球化與公共健康可否兼得？

蘇黎世出版的《金融經濟報》則認為，全球化的益處與公共衞生風險兩者可以兼顧。由蘇黎世大學宏觀經濟學教授沃特(Joachim Voth)撰寫的客席評論以"瘟疫時代的旅行和貿易"為題，呼籲出台政策，在確保跨國資金、產品自由流動的同時，限制人員往來。

"SARS爆發時，中國經濟只佔全球經濟的4%，如今該比重已經達到了16%。隨著經濟實力的增強，中國與世界其他國家的關聯度也暴增。每年前往中國、離開中國的旅客數量數以百萬計。"

"但是，在防範這場疫情、治療病患時，現代醫學幾乎與1720年時同樣無力。沒有疫苗、沒有特效藥，中國已經有不少醫生死於武漢的病毒。人們採用的是同樣原始的方法：隔離。1720年，法國國王路易十五下令在馬賽修建黑死病防疫牆、允許士兵開槍。今天，中國、義大利、韓國的很多城市也被封鎖，大型郵輪也在港口被隔離。而根本問題在於：我們是否應該在平時也限制來自傳染病多發地區的人員流入，就像從前歐洲防範黑死病那樣？不可持續的、過火的全球化，我們是否將開始經歷其覆滅的進程？"

作者隨後問道：民眾是否願意接受人員往來受限？這種做法是否在經濟上具備可行性？這位宏觀經濟學教授在計算了大量民眾病死所造成的損失、並與全球化所帶來的巨大益處比較後認為，明智的政治家必須要學會平衡得失，而且，下一場瘟疫，也可能既有此次的高傳染性、也有埃博拉的高致命性。

"幸運的是，許多(但並非全部)全球化的益處並不一定要伴生健康風險。資本與貨物的自由流動不需要限制，很少有疾病能夠通過貨物傳播。人員自由流動雖然也是全球化的益處，但是卻遠不及資本貨物自由流動那麼重要，因此限制人員流動是可被期待的。在那些經常吃、販野生動物的國家，比如中國，就可以限制與其的人員流動：從那裡來的旅客，必須接受醫學檢查，必要時接受隔離檢疫。這樣就不僅僅能建立起一道虛擬的瘟疫防護牆，防範下一場瘟疫，也能對衞生部門施加壓力，要求他們去限制危險的、導致病原體在物種之間傳播的行為。武漢帶給我們的教訓應該是：盡快廣泛討論，我們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希望人員的自由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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