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南德意志報》題為"向中國學習"（Lernen von China）的文章寫道："2月16日-24日，來自8個國家的學者在中國親自瞭解疫情以及應對的情況。領隊是世衛組織，大部分成員來自中國；來自德國的有一位羅伯特-科赫研究所工作人員。"

"學者們返回帶來的最重要訊息是：在中國，新增病例明顯下降--並且早已如此。爆發的高潮在1月底就已達到。"文章寫道："感染下降最主要是因為中國採取的強力措施。報告稱，這可能是歷史上最雄心勃勃、最快和最激烈的抑制疫情的努力。"

文章寫道："在中國以外，對整個地區進行隔離也不再是禁忌。義大利將北部10處地點進行封鎖；共有5萬名居民不得離開、或接待外部訪客。德國內政部長澤霍費爾（基社盟）周末不排除在德國將封鎖整座城市或地區作為最後手段。"

文章寫道："從司法上來看，這可能是許可的。柏林人文科學應用大學（Akkon-Hochschule für Humanwissenschaften）教授烏爾裡西斯（Timo Ulrichs）表示：'感染保護法為此提供法律基礎。像義大利那樣的隔離措施在我們這裡也是可能的。』但是，如此急遽的措施所帶來的社會、政治和倫理影響，相關討論目前還剛剛開始。在《英國醫學雜誌》上，來自倫敦國王學院的心理學家魯賓（James Rubin）和威斯利（Simon Wessely）警告，像中國那樣的大規模隔離可能帶來副作用。這其中包括被與外界隔絕者的恐懼感和失控感。此外還可能產生污名化。而如果人們不能親自瞭解當地情況，就會產生傳言。這一切可能導致信任感的喪失。"

"中世紀的"

《每日鏡報》題為"像中國一樣封鎖一切"（Alles abriegeln wie in China）的文章寫道："沒錯，中國共產黨採取了急遽的措施，--但剛開始的時候他們卻並未以將剛出現的疫情消滅在萌芽中為目標，而是以相關新聞報導為目標。"

文章寫道："儘管國家領導人習近平至少自1月7日就瞭解到武漢的情況，但到有效對抗病毒時已經過去數周。……羅伯特-科赫研究所所長維勒（Lothar Wieler）不久前表示，在中國，爆發初期'完全失控'。"

文章寫道，亥姆霍茲感染研究中心的克勞澤（Gerard Krause）表示，現在評判相關措施對健康和經濟的影響還為時過早。"華盛頓喬治城大學的戈斯廷（Lawrence Gostin）則對《科學》雜誌表示，北京的舉措是'驚人、史無前例和中世紀的'。《每日鏡報》採訪這位世衛組織國家與全球衞生法協調中心負責人時，他解釋說，稱之為'中世紀'是因為這條道路是在現代公共醫療體系和現代流行病醫學發展之前、世界的應對方法。他說，大規模隔絕的用處的證據還很弱。'儘管世衛組織說中國的措施起了作用，--但我們還沒有良好的相關流行病學研究。'戈斯廷說，此外，有關人權也存在顯著的憂慮。"

"合比例原則"

《法蘭克福匯報》題為"病毒在聯邦法治國家"（Das Virus im föderalen Rechtsstaat）的文章在引言中寫道："一個良好的聯邦體系比中央命令機制更公平、更有效。"

文章寫道："的確，為了防止一種傳染病散播，採取顯著干預基本權利的強制措施也是有可能性的。但是，這其中每項措施，從取消活動到限制自由以及其它強制措施，即便沒有明文規定，仍須符合合比例原則。國家採取的每項對抗新型冠狀病毒的措施都必須嚴格符合適當性、必要性和合比例原則。如果有更為溫和的手段，並且同樣適合，就必須採取更為溫和的手段。對基本權利的干預必須與其目的相當。要實施封鎖隔絕，必須在盡可能溫和地維護受影響者基本權利、並且存在必要的法律前提的情況下才能進行。"

文章寫道："在這裡（指德國），每個受影響者都有權針對一項他視為侵犯其權利的措施提出反對，申請'預防性法律保護'，--一項國家措施有可能在實施後數小時或者數天就不得不重新取消。這是權力分立的運作方式，--也包括、並且特別是在緊急時期。"

文章寫道："權力分立也體現在垂直結構上。……民主只有自下而上的。地方有權針對地方事務承擔責任、採取措施。各州原則上有立法權；他們原則上也是預防災害等的最初的負責者。"

摘譯自其它媒體，不代表德國之聲觀點